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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我们说到，1945年的9月2号，随着日本的投降。持续了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历史上打得最凶、死人最多、破坏最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城市里的人们涌上街头狂欢，士兵们扔掉手里的枪，拥抱着哭泣。废墟之上，硝烟渐渐散去，和平的曙光似乎就在眼前。
但是，当狂欢的喜悦退去，一个巨大而棘手的问题摆在了胜利者——同盟国（主要是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的面前。这个问题比重建被炸毁的城市、安抚流离失所的难民要复杂得多，也沉重得多。那就是：该拿那些发动了这场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纳粹德国头目怎么办？
这可不是普通的罪犯。他们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杀了人，也不是为了钱抢了银行。他们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部高效的杀人机器，把侵略、屠杀和种族灭绝变成了国家政策的一群人。他们策划了对数百万犹太人的系统性大屠杀（也就是“最终解决方案”），他们在集中营里用毒气室、苦役和活体实验等骇人听闻的方式折磨和杀害了无数平民、战俘和政治犯。他们发动的战争，让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血流成河。
他们的罪恶，似乎已经超出了人类已有的法律所能衡量的范畴。怎么处置他们？
当时，摆在同盟国面前的选择并不多。
第一个选择，简单粗暴：直接枪毙。
这个方案的支持者可不是少数，连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一开始都倾向于这么干。他的逻辑很直接：这些人的罪恶已经“黑得发亮”，根本用不着走什么法律程序来证明他们有罪。直接把他们抓起来，验明正身，然后当场处决，干净利落。这就像是处理一群疯狗，不需要审判，只需要一颗子弹。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快意恩仇”。
第二个选择，艰难而前所未有：为他们举办一场审判。
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有些“天真”，甚至“迂腐”。为什么要给这些恶贯满盈的魔鬼请律师、让他们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资源，去走一套复杂的法律程序？更何况，当时根本没有一部现成的“国际法”可以用来审判一个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发动战争和屠杀本国平民。这意味着，如果要审判，就得先“创造”一部法律。
然而，美国人，特别是当时的战争部长史汀生和后来成为首席检察官的罗伯特·杰克逊，极力主张走第二条路。杰克逊后来说过一句名言，这句话点明了审判的核心意义：“我们给这些战败者一场审判，并不是因为我们同情他们，而是因为这是强权对理性所能表达的最高敬意。”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之所以要审判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人类的未来。纳粹之所以邪恶，就是因为他们信奉强权即真理，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如果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不经审判就处决他们，那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打赢了战争，不仅要在战场上证明我们的力量，更要在道义上、在文明的高度上，证明我们的制度和理念比他们优越。用法律，而不是用子弹来终结他们，这本身就是对纳粹主义的彻底否定。
最终，同盟国选择了这条更难走的路。他们决定，要在全世界面前，用一场公开、公正的审判，来清算纳粹的罪行。
于是，审判地点选在了纽伦堡。
这个选择充满了深刻的象征意义。纽伦堡，这座巴伐利亚的古城，曾经是纳粹的“精神首都”。希特勒最喜欢在这里举行每年一度的盛大党代会，成千上万的纳粹党员在这里狂热地高呼“嗨！希特勒！”。也正是在这里，纳粹颁布了臭名昭着的《纽伦堡法案》，从法律上剥夺了犹太人的一切公民权利，为之后的大屠杀铺平了道路。
在纳粹最辉煌的地方，来终结纳粹主义。没有比这更具戏剧性的了。
这场审判的目的，也远不止是把被告席上的二十几个纳粹头目送上绞刑架。它还有更深远的目标：
留下一份铁证如山的历史记录：通过法庭质证，把纳粹的所有罪行，用他们自己的文件、命令和证词，一条条、一桩桩地钉死在历史上，让后人再也无法抵赖和狡辩。
给德国人民上一堂历史课：很多德国人当时还沉浸在被欺骗的迷梦中，或者对纳粹的暴行一无所知。这场审判，就是要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他们，他们曾经追随的是一个怎样邪恶的政权，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为未来立下规矩：通过这场审判，确立一个全新的原则——个人要为自己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负责。哪怕你是国家元首，哪怕你是奉命行事，都不能成为你逃脱惩罚的借口。以此来警告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独裁者和战争狂人。
所以，纽伦堡审判，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清算，更是一次对未来的奠基。它在各种争议和不完美中，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现代国际刑事司法的新纪元。
接下来，我们就一步步走进这场世纪审判的台前幕后，看看它是如何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法庭上发生了怎样激烈的交锋，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纳粹高官们又是如何为自己辩护，并最终迎来了怎样的结局。
纽伦堡审判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它的法律大厦，是在战争的炮火声、外交官的激烈争吵和政治家们的妥协中，一点点搭建起来的。核心的图纸，就是一份叫做《伦敦宪章》的文件。这份文件不仅规定了怎么审、审什么，更重要的是，它在国际法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
早在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追究战犯责任的声音就已经出现了。
1942年1月，九个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流亡政府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宫聚会，发表了一个宣言，誓言旦旦地说：“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一定要惩罚那些在我们国家犯下罪行的德国人！” 这就像一群被恶霸欺负了的孩子，聚在一起发誓将来一定要讨回公道。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美、英、苏三个“大哥”的赞同。到了1943年10月，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共同签署了《莫斯科宣言》，把这个想法具体化了。宣言里说，那些在具体某个地方犯了罪的德国军官和纳粹党员，战后就要被送到那个地方，由当地的法律来审判。比如，一个在波兰杀害平民的党卫军军官，战后就要被押到波兰去受审。
但问题来了，那些最高级别的战犯呢？比如戈林、赫斯这些纳粹高层，他们的罪行遍布整个欧洲，没法说只在“某个特定地点”犯罪。对这些人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说，将由“盟国政府联合决定惩处”。
这个“联合决定”到底是什么，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945年6月，德国投降后，美、英、法、苏四国的代表团才齐聚伦敦，正式开始商量这件事。这场会议开得异常艰难，充满了争吵和博弈。
为什么难？因为这四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政治想法差太远了。
美国人脑子里想的是一场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充满戏剧性的法庭辩论。他们习惯的是“对抗制”，就是控方和辩方像两个拳击手一样，在法官这个裁判面前互相攻击，摆证据、盘问证人，谁能说服陪审团谁就赢。
苏联和法国人则习惯“纠问制”。在他们的法律体系里，法官更像一个侦探，主导整个调查过程，主动去讯问被告、寻找证据，目的是查明真相。
英国人则夹在中间，他们的法律体系虽然也偏向对抗制，但更讲究程序和传统。
苏联人还有一个心思，他们希望这次审判能成为一场政治宣传，向全世界展示纳粹的残暴和苏联的伟大牺牲，所以他们对程序的细节不太在乎，更关心审判的“政治效果”。
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吵翻了天。比如，到底要不要设一个正式的法庭？被告有没有权利请律师？哪些行为才算是犯罪？苏联人甚至一度觉得，搞这么复杂的审判没必要，直接军事法庭定了罪枪毙就行。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大家还觉得这事儿可能要黄了，审判可能开不成了。
但最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美国代表杰克逊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四方还是达成了妥协。1945年8月8日，他们共同签署了《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以及它的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就是我们说的《伦敦宪章》）。
这份宪章，就是纽伦堡审判的“根本大法”。它规定，要成立一个国际军事法庭，由四个国家各派一名法官和一名助理法官组成。法庭的审判规则，也成了一个“混血儿”：既有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元素（比如控辩双方可以交叉盘问证人），也吸收了大陆法系的纠问制传统（比如法官可以主动提问）。
可以说，光是把这个法庭搭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伦敦宪章》最核心、最具革命性的部分，是第六条。它定义了法庭有权审判的四种罪行。其中有三项，在当时都是全新的法律概念，是同盟国的法学家们绞尽脑汁，试图用法律的语言来概括纳粹政权所有邪恶行径的努力成果。
第一项：共同策划或密谋罪
这个罪名非常有“美国特色”。在美国国内法里，几个黑帮分子坐在一起商量怎么抢银行，即使他们还没动手，光是这个“商量”和“策划”本身，就已经构成了犯罪。
检察官们把这个概念搬到了纽伦堡。他们的目的是要证明，整个纳粹政权从崛起到发动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阴谋”。希特勒和他的那帮核心手下，就像一个黑帮团伙，从一开始就密谋要颠覆凡尔赛和约、迫害犹太人、侵略邻国、称霸世界。
这个罪名的厉害之处在于：
能把所有被告“捆绑”在一起。不管你是管经济的、管外交的还是管军队的，只要你参与了这个“共同计划”，你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一员，就要承担责任。
能追究“坐办公室的杀人犯”。很多纳粹高官，比如经济部长冯克，他可能没亲手杀过一个人，但他制定的经济政策，目的就是为了给侵略战争提供资金和物资。通过“密谋罪”，就可以追究他这种“顶层设计者”的责任。
能把审判的时间线提前。它可以把1939年战争爆发前，纳粹在德国国内的种种暴行（比如迫害犹太人、建立集中营）也纳入审判范围，因为这些都是他们整个“犯罪阴谋”的一部分。
第二项：破坏和平罪
这在首席检察官杰克逊看来，是“所有罪行中最首要的罪行”。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发动侵略战争这个行为本身，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它“包含了所有累积起来的邪恶”。没有侵略战争，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大规模的战争罪和屠杀。
这个概念最早是苏联法学家阿隆·特莱宁提出来的，苏联政府也特别积极地推动。对杰克逊和美国来说，起诉“侵略战争”，也是为他们自己参战找到了最根本的道义理由。
但问题是，在当时，“发动战争”在法律上算犯罪吗？传统上，战争被看作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是政治的延续，虽然不道德，但似乎不是一个可以拿到法庭上审判的“罪行”。
检察官们的论据是，德国已经违反了一系列他们自己签署过的国际条约。比如，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盟约》就禁止侵略行为；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保证了德国西部边境的和平；最重要的是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也叫《非战公约》），包括德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都在上面签了字，明确承诺要“放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检察官认为，你既然签了字说不打仗，现在又发动了侵，那你就是违法了。
第三项：战争罪
这是四项罪名里最“传统”的一项。它的法律基础早就存在了，比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签订的《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这些公约详细规定了战争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也就是所谓的“战争法规”。
战争罪涵盖的内容很具体，比如：
虐待或杀害战俘。
杀害人质。
抢劫公共或私人财产。
无故摧毁城镇。
对占领区的平民施加暴行。
这些罪行在纽伦堡审判之前，就已经被公认为是犯罪，所以这一项的争议最小。
第四项：反人类罪
这是纽伦堡审判最具革命性的法律创新，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项。它的诞生，是为了解决一个非常棘手的法律难题：一个国家政府对自己国家的公民犯下的暴行，国际法庭能管吗？
传统的战争法，只管战争期间一国对另一国的人做了什么。比如，德军虐待了英国战俘，这算战争罪。但纳粹德国在1933年上台后，对成千上万的德国犹太公民进行迫害、关进集中营，这在当时算什么罪？按照传统国际法，这属于德国的“内政”，别的国家管不着。
“反人类罪”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它指的是“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谋杀、灭绝、奴役、放逐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或者“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理由的迫害”。这个罪名的提出，意味着人类的良知第一次超越了国家主权的边界。它宣告：有些行为太邪恶了，不管你是在对谁做，不管是不是在打仗，都构成了对全人类的犯罪。
然而，这个罪名的适用范围，在伦敦会议上引发了剧烈的争吵。美国和苏联都对此感到紧张。
美国人担心，如果这个罪名可以无限扩大，那未来会不会有人拿它来指控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
苏联人更担心，斯大林治下的大清洗和“古拉格”劳改营，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那苏联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所以，出于各自的“小算盘”，美苏两国坚持要给“反人类罪”加一个限制条件。最终写入《伦敦宪章》的条文是，法庭只审理那些“为执行或关涉本法庭管辖范围内之任何罪行而为之”的反人类行为。
这句话很绕口，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只有那些和发动侵略战争（破坏和平罪）或者战争罪有关联的反人道行为，我们才管。
这个限制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在最后的判决中，法庭裁定，对于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前，纳粹德国对本国公民（比如德国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法庭没有管辖权。因为检察官没能有力地证明，这些战前的迫害行为，和后来的侵略战争计划有“直接的关联”。这成了纽伦堡审判的一个重要局限。
纽伦堡审判在法理上最深刻的变革，就是确立了“个人刑事责任”原则。
在过去，国际法的传统观念是，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打个比方，如果A国侵略了B国，那么是A国这个“国家”要承担责任，比如赔款、割地。而下令开战的A国国王、总统或者将军，他们只是代表国家行事，个人是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他们可以躲在“国家行为”这块巨大的遮羞布后面。
《伦敦宪章》彻底把这块遮羞布给撕了下来。它明确宣告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人犯下的，也只有通过惩罚犯下这些罪行的个人，国际法的规定才能得到执行。”
为了落实这个原则，《宪章》立了两条非常“硬核”的规矩：
第七条：废除“老板豁免权”。原文是：“被告的官方地位，不论其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部门的负责官员，均不得作为免刑或减刑的理由。”
大白话就是：别跟我说你是国家元首、总理或者元帅，官再大也没用。只要你犯了罪，就得自己承担责任。 这就是着名的“主权豁免”原则的终结。这一条后来成了《纽伦堡原则》的第三条。
第八条：废除“奉命行事”的借口。原文是：“被告遵照其政府或上级官员的命令去行事，不能作为免刑的理由。但如果法庭认为正义有此必要，可以考虑作为减刑的理由。”
大白话就是：别跟我说“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纽伦堡抗辩”的法律基础，只不过宪章在审判前就明确了，这个抗辩理由无效。 它强调，当一个命令明显是违法的时候（比如命令你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执行命令的人是有“道德选择”的，你完全可以选择不执行或者消极执行。你既然选择了执行，就要为你的行为负责。这一条后来成了《纽伦堡原则》的第四条的核心思想。
这两条原则，像两把利剑，直接刺穿了纳粹极权体制的两个核心：一个是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另一个是下属的无条件服从。它们从根本上瓦解了被告们最可能依赖的辩护理由。
尽管纽伦堡审判被后世誉为人类文明的里程碑，但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尖锐的批评声就没断过。其中，最核心、最持久的指责就是，这是一场“胜利者的正义”。
这个指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 法不溯及既往
这是一个古老的法律原则，意思是“法律不追究过去的行为”。通俗地说，你不能在今天制定一条新法律，然后用这条法律去惩罚别人在昨天做的、当时还不算违法的事情。这是法治精神的基本要求。
批评者认为，纽伦堡审判中的“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就是同盟国在战后为了审判纳粹而“发明”出来的新罪名。在纳粹发动战争和进行大屠杀的时候，这些罪名在国际法中并不明确存在。现在用这些“新法”去审判他们，是典型的“事后立法”，违反了法治精神。
被告席上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就在法庭上轻蔑地宣称：“胜利者永远是法官，战败者永远是被告。”就连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哈伦·菲斯克·斯通，也私下里把这次审判称为“一场高尚的私刑派对”。
当然，审判的支持者们也给出了有力的反驳。他们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早就被《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等国际条约宣布为非法了，纽伦堡审判只是给这个已经存在的“非法行为”，加上了“个人刑事责任”的后果而已，不算凭空造法。
还有的法学家，比如汉斯·凯尔森，从更深的法理层面辩护说，对于那些在实施的时候就已经构成“道德上最应受谴责”的恶行（比如种族灭绝），如果严格遵守“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反而会束缚法律的手脚，使其无法回应人类最基本的正义感和道德情感。面对如此巨大的邪恶，法律需要有勇气突破自身的局限性。
这个批评可能比上一个更有力，也更难反驳。法庭的管辖权，被严格限定在审判“战败的轴心国成员”。而胜利者——同盟国自己犯下的、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行为，却完全没有受到追究。
比如：
盟军对德国城市的无差别轰炸：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对德累斯顿的轰炸，这座没有太多军事价值的文化名城被夷为平地，造成数万平民死亡。如果按照纽伦堡的标准，这很可能构成战争罪。
苏联的卡廷森林大屠杀：1940年，苏联秘密警察在卡廷森林等地，杀害了数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精英。在纽伦堡审判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苏联检察官不仅对此绝口不提，甚至还试图把这桩罪行的黑锅甩给德国人，并将其列入了对德的起诉书中（法官最终没有采纳这一指控）。
这种“只审战败者，不审战胜者”的双重标准，是“胜利者的正义”这个指责中最具说服力的一点，也成了纽伦堡审判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
尽管存在这些深刻的法理争议和程序上的瑕疵，但能在二战刚结束的那片法律荒原上，通过大国间的政治妥协和法学家们的智慧，强行建立起这样一座正义的法庭，本身就已经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这个地基或许不那么完美，甚至有些倾斜，但它为后来几十年的国际刑事司法发展，铺下了第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1945年11月20日，德国纽伦堡。在匆忙修复的“正义宫”600号法庭里，历史性的审判正式拉开了帷幕。这座建筑在战争中也遭到了轰炸，但600号法庭奇迹般地保存完好，似乎冥冥之中注定要成为这个历史舞台。法庭里挤满了来自23个国家的300多名记者，全世界的目光，都通过电报和广播，聚焦在了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在接下来的将近一年时间里，这里上演了一场法律、历史与人性的激烈交锋。
审判的序幕，由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在11月21日发表的开庭陈词拉开。这篇演说，后来被公认为是法律史上最雄辩、最有力的陈词之一。
杰克逊站起身，面对着法官席和坐满了前纳粹高官的被告席，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响彻整个法庭：
“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如此精心策划、如此恶毒、如此具有毁灭性，以至于文明世界不能容忍它们被忽视，因为如果这些罪恶重演，文明世界将无法幸存。”
他开宗明义，把这场审判的意义提升到了维护人类文明的高度。他强调，把这些战败的纳粹分子送上法庭，不是为了复仇。复仇只会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这场审判，是为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并将其作为“避免周期性战争的终极步骤”。
杰克逊的陈词，为整个检方团队定下了一个清晰的总基调：他们要向世界证明，纳粹政权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阴谋。这个阴谋的核心，是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而所有其他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比如大屠杀和虐待战俘——都是从这个“首要罪行”中衍生出来的副产品。
杰克逊和他的团队制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核心战略：用纳粹分子自己写的文件，来给他们自己定罪。
纳粹德国是一个文书主义（官僚主义）登峰造极的政权。他们有一种近乎病态的习惯，就是把所有事情都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归档存盘。从入侵波兰的详细军事计划，到集中营里每天死亡人数的统计报告，再到“万湖会议”上讨论如何高效地“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会议纪要，所有这些，都被白纸黑字地记录在案。
盟军在德国投降后，缴获了堆积如山的纳粹秘密文件，数量多达几百吨。检方团队就像一群历史学家，在这些故纸堆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中筛选出了最关键的证据。他们相信，这些德国人自己写的官方文件，是比任何目击者的证词都更无可辩驳的铁证。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检方提交了超过4000份文件作为证据，并且为了法庭的四个工作语言（英、法、俄、德），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这种策略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使得这场审判，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历史文献的展示会。检方的目的，不仅仅是说服那几位法官，更是为了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仍然感到迷茫的德国人民，揭示纳粹政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当然，除了书面证据，检方也传唤了33名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这些证人的证词，常常带来巨大的情感冲击。
党卫军将军埃里希·冯·德姆·巴赫·策莱夫斯基，这个曾经负责镇压东线游击队的高级指挥官，在法庭上亲口承认，所谓的“反游击战”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幌子，其真实目的就是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当他作证时，被告席上的戈林气得大骂他是“肮脏的叛徒”。
“别动队”的指挥官奥托·奥伦道夫，则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像是在汇报工作的平静语气，详细叙述了他指挥的部队是如何系统性地枪杀了大约9万名犹太人和其他平民。他甚至还“专业地”解释说，为了提高效率和减轻对士兵的心理冲击，他们后来发明了让受害者自己躺进挖好的大坑里，然后从后脑开枪的杀人方法。他的证词让整个法庭陷入死寂。
而整个审判过程中，最具视觉和情感冲击力的时刻，发生在1945年11月29日。那天，检方在法庭上播放了一部名为《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这部影片，是由盟军解放各大集中营时，随军摄影师拍摄下来的原始影像剪辑而成的。
当银幕亮起，一幅幅地狱般的景象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堆积如山的、瘦骨嶙峋的尸体被推土机推进万人坑；幸存者们穿着条纹囚服，眼神空洞，像行走的骷髅；毒气室的墙壁上布满了受害者临死前绝望的抓痕；成堆的儿童鞋子、眼镜、金牙和头发……
画面的冲击力是毁灭性的。法庭里，许多记者和观众失声痛哭，就连见多识广的法官们也面色凝重。而在被告席上，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纳粹头目们也无法保持镇定。国防部长官凯特尔和约德尔等人低下头，不敢再看；经济部长冯克趴在栏杆上哭泣；就连一向傲慢的戈林，也显得神色不安。法庭因此一度休庭，让大家平复情绪。
这些影像，以最直观、最无可辩驳的方式，将纳粹罪行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其效果，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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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盟国的检察官团队也各有分工：
美国团队：主力，负责证明“共同密谋罪”和起诉纳粹的各个组织（如党卫队、盖世太保）为犯罪组织。
英国团队：由首席检察官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领衔，主要负责论证“破坏和平罪”。他像一位法学教授一样，旁征博引，系统地阐述了侵略战争在审判前就已经是国际法所禁止的。
法国和苏联团队：他们是纳粹侵略的最大受害者，因此主要负责揭露在西线和东线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苏联检察官罗曼·鲁登科的陈词，充满了悲愤，他详细列举了德国入侵给苏联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控诉纳粹的焦土政策和对平民的屠杀。
从1946年3月到7月，轮到辩方出场了。面对检方如山铁证，21名被告和他们的德国律师团队，采取了一套高度一致的辩护策略。
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敢公开否认纳粹犯下了滔天罪行，因为那些文件和影像证据太确凿了，否认等于侮辱所有人的智商。所以，他们的辩护核心惊人地一致：罪行是发生了，但不是我干的，我不知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
主要的辩护论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我只是在执行命令” ：这是最常见、最普遍的辩护理由，几乎被所有军官和文职官员挂在嘴边。从凯特尔元帅到普通官员，他们都把自己描绘成庞大国家机器上的一个无辜的齿轮，声称自己没有选择，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否则自己和家人就会有危险。尽管《伦敦宪章》第八条已经明确规定这不能作为免罪的理由，但他们还是反复使用这个借口，试图在道德上为自己开脱。
“我不知道”与“甩锅给死人”：绝大多数被告都声称，自己对“最终解决方案”——也就是大屠杀的核心计划——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心照不宣地把所有重大罪行的责任，都推给了三个已经死去、无法对质的人：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这种策略非常“聪明”，因为死人是不会开口反驳的。他们试图把自己塑造成被这几个人蒙蔽和利用的、忠诚但无知的执行者。
挑战法庭的合法性：辩护律师团系统性地攻击法庭本身。他们反复强调“法不溯及既往”和“胜利者的正义”这两个论点，主张法庭所依据的《伦敦宪章》是战胜国炮制的、没有合法性的文件。
“这是国家行为”：部分被告，特别是戈林，辩称他们的行为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因此不应该受到外国法庭的审判，这是干涉德国内政。这直接挑战了纽伦堡审判最核心的法理——个人责任原则。
在整个辩护阶段，被告们的表现让法官们普遍感到非常失望。大部分人被认为是在公然撒谎，他们脸上看不到丝毫的悔意，只是在机械地、顽固地否认自己的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