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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咱们说到，在众多科学家游说之下，罗斯福总统拍板，启动了那个叫“曼哈顿计划”的绝密项目，就是要赶在纳粹德国前头，把原子弹这个“大杀器”给造出来。
为了彻底干掉日本，美军司令部里，一群高级将领正围着沙盘，日夜不停地捣鼓一个名叫“没落行动”的计划。这名字听着就挺不吉利，而计划的内容，更是让人后背发凉。
简单说，“没落行动”就是俩字：登陆。直接派大军冲上日本本土，跟日本人面对面地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在不久前，美军在冲绳岛打了一仗，那叫一个惨烈。小小的冲绳，美军伤亡了七万多人，日本人更狠，除了十多万军队，还有差不多十万老百姓也跟着送了命。那场仗，让美国人彻底见识了日本人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劲头，连老百姓都拿着竹竿、菜刀往上冲。
冲绳都打成这样，要是真冲上日本本土，那得死多少人？当时的美国战争部算了笔账，结果吓了所有人一跳：美军的伤亡，可能会飙到一百万！这样的伤亡是美军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个“没落行动”虽然在计划，但谁都不想真去执行。整个计划分两步走，连行动代号都起好了。
第一阶段，叫“奥林匹克行动”，定在1945年11月1号。目标是日本最南边的大岛——九州。美军的算盘是，先从九州南边的三个地方——宫崎、盐屋湾和鹿儿岛湾——同时登陆，像一把大钳子，先把南九州给夹住。这几个地方地势平，跟大平原似的，抢下来就能立刻修机场。到时候，成百上千的B-29轰炸机就能从这儿起飞，直接给第二阶段的行动当“空中炮台”。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就是那个叼着玉米斗烟斗，总戴着墨镜的酷老头。海军那边，由尼米兹上将负责支援。美军准备砸进去14个师的兵力，很多都是刚从欧洲战场拉回来的老兵油子，战斗经验丰富得很。
第二阶段，叫“加冕行动”，计划在1946年3月1号发动。这一仗的目标，就是直捣黄龙，拿下日本的首都——东京。美军计划在东京南边的相模湾和东边的九十九里滨海滩登陆，从几个方向一起往里捅，把整个东京给包了饺子。为了这一票，美军准备了25个师的超级大军，除了美国兵，还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英联邦国家的部队。这规模有多大？这么说吧，比历史上最有名的诺曼底登陆，还要大好几倍。这完全就是要用人山人海，一锤子把日本砸晕，彻底结束战争。
整个“没落行动”要是真打起来，美军陆海空三军加海军陆战队，动员的总人数能接近500万。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新墨西哥州沙漠里的一声巨响，给了美国人一个新的选择。一个能避免百万伤亡，但却更加恐怖、更加残忍的选择。
那个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炸响的“小玩意儿”，就是原子弹。当它的威力报告送到白宫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战争的天平，要变了。
为了让这个“小玩意儿”发挥出最大的效果，1945年4月底，一个特别的“目标委员会”悄悄成立了。这个委员会里的人，有穿着笔挺军装的将军，也有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他们的任务，听着简单，其实冷酷得吓人：给原子弹，挑一个“倒霉蛋”城市。
这可不是在地图上随手一指那么简单。委员会定下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死亡标准”，那真是把军事、心理、科学算计到了骨子里。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心理冲击力。 目标必须是个大城市，是那种在全日本都有名气的地方。把它从地图上抹掉，才能给所有日本人心里来一次“大地震”，让他们从骨子里感到害怕，彻底瓦解他们抵抗的念头。这次轰炸，必须是一场“足够壮观”的表演，要让日本天皇到平民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曼哈顿计划的科学总监，大名鼎鼎的奥本海默，就明确反对搞什么不伤人的“警告性”演示。他觉得，在无人区炸一颗，日本人顶多觉得你放了个大炮仗，根本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炸一个“由建筑构成的真实目标”，用血淋淋的现实，来传递信息。
第二条：军事价值。 这城市不能光是人多，还得有军事和工业上的重要性。比如，它是重要的军事指挥部、海军港口，或者是有很多兵工厂的地方。这样炸了它，美国可以说，我炸的是军事目标，不是滥杀无辜，在道义上能站得住脚。
第三条：评估效果。 为了能准确地看出原子弹到底有多牛，这个目标城市最好是“一张白纸”，也就是之前没怎么被常规炸弹轰炸过。这样，炸完之后，残骸就是原子弹威力的最直接、最纯粹的证据。这一点，其实跟当时负责对日战略轰炸的柯蒂斯·李梅将军有点冲突。李梅外号“冷战之鹰”，是个狠人，他的计划是开着B-29，用燃烧弹把日本所有大城市挨个“火化”一遍。所以目标委员会得赶紧下手，抢在李梅之前，找个“干净”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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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物理特征。 城市的地形和建筑也很关键。委员会的要求是，市中心得有个直径至少一英里（大约1.6公里）的密集建成区，而且房子最好是日本人最常见的那种木头结构。为啥？因为木头房子不禁烧，冲击波一过，火一点，整个城市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这样从飞机上拍下来的照片，视觉效果才够震撼。甚至连地形都考虑进去了，比如广岛，它被群山环绕，像个大碗，委员会的科学家就分析，这种地形可能会“产生聚焦效应”，把爆炸的威力圈在城里，破坏力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第五条：后勤可行性。 目标必须在B-29轰炸机的航程之内。当时的B-29是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起飞，来回一趟也不容易。而且，投弹需要飞行员用肉眼瞄准，所以天气至关重要，必须得是个大晴天。为了保险起见，每次任务都得定一个主目标，再加两个备用目标，万一主目标上空有云，就得换地方。
按照这五条“死亡标准”，一份候选名单很快就出炉了，上面有五个名字：京都、广岛、横滨、小仓、新泻。
在这份名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是京都。
京都，日本的千年古都，不仅人口多，工业也发达，更重要的是，它被看作是日本的“知识和文化中心”。委员会那帮人的想法很奇特，他们觉得，京都的居民文化水平高，都是知识分子，这些人更能“领会这种新式武器的深刻意义”，从而把恐惧感传播得更广。
然而，就是京都这个选择，引发了一场高层内部的激烈争论，甚至可以说，这场争论的结果，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的世界格局。
站出来反对的，是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一个叫亨利·史汀生的白发老人。关于他为啥要保京都，坊间流传着一个很浪漫的说法，说史汀生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他的新婚妻子在京都度过蜜月，那里的古寺、庭院、樱花给他留下了太美好的回忆，他不忍心亲手毁掉它。
这个故事听着很有人情味，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故事更复杂，也更冷酷。史汀生确实反对，但他真正的理由，可不是什么蜜月情结，而是一种深远的战略眼光。他直接找到了杜鲁门总统，力陈自己的观点。他告诉总统，京都是“日本艺术和文化的圣殿”，是日本民族的精神象征。如果把这座城市炸了，就等于把日本人的精神支柱给敲碎了。这会在日本人民心中种下一颗永远无法拔除的仇恨种子，让他们世世代代都恨美国。
史汀生想得更远。战争总会结束，美国最终要占领和重建日本。如果把日本的文化心脏都给毁了，战后的和解还怎么搞？占领还怎么顺利进行？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巨大威胁——苏联。他明白，在未来与苏联的全球博弈中，美国需要一个稳定、亲美、而不是充满仇恨的日本作为亚洲的盟友。为了眼前的胜利，去破坏美国在亚洲长远的战略布局，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史汀生的这种地缘政治远见，最终说服了杜鲁门。总统亲自拍板，用红笔把“京都”从死亡名单上划掉了。
这一划，保住了一座千年古都，也改变了另一座城市的命运。为了填补京都空出来的位置，长崎被加进了名单。
最终，第一次原子弹任务的正式目标清单定了下来：主目标广岛，备用目标小仓和新泻。
这场关于京都的争论，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高层战略思维里的一种内在矛盾。一边，是以李梅为代表的军方，他们追求的是最直接、最恐怖的破坏力，要用最短的时间，最血腥的方式，把日本打趴下。另一边，是以史汀生为代表的政治家，他们已经把眼光投向了战后的世界，思考着如何建立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全球新秩序。
史汀生的远见，阻止了一项可能会在美日关系中留下永久伤疤的行动。它也告诉我们，即使在追求“无条件投降”这种看似绝对的目标时，一些为了美国未来利益而设定的隐性“条件”，其实早已被悄悄地摆在了桌面上。
1945年8月6日，天刚蒙蒙亮。一架银色的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机身上涂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埃诺拉·盖伊号”，孤独地划破了太平洋上空的宁静。它的肚子里，装着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
它的目标，是广岛。
广岛，一座有七条河流穿城而过的美丽城市，因此也被称为“七川之城”。它之所以被选为头号目标，原因很简单：第一，那天广岛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能见度高得不像话，简直是为投弹量身定做的；第二，它的军事价值太重要了。这里是负责保卫整个南日本的第二总军司令部所在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海军港口和工业中心。最关键的是，它之前没怎么挨过炸，还是一张“干净”的白纸。
当地时间上午8点15分。
“埃诺拉·盖伊号”的投弹舱门打开，一个外形像个拉长了的大铁南瓜的炸弹，代号“小男孩”，掉了下去。
43秒后，在广岛市中心相生桥上空大约600米的高度，“小男孩”被引爆了。
那一瞬间，仿佛天上有第二个太阳炸开了。一道比太阳亮一万倍的闪光，吞噬了整座城市。爆炸中心点的地面温度，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飙升到了7000摄氏度，比太阳表面还热。紧接着，是速度超过音速的冲击波，像一堵无形的巨墙，横扫了一切。
距离爆炸中心半英里内的人，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就在超高温中瞬间“蒸发”了，只在地面和墙壁上留下一个个淡淡的黑影。成千上万的生命，就在那么一刹那，化为了灰烬。一座繁华的城市，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燃烧的地狱。
消息，像断了线的电波，断断续续地传到了东京。日本最高层的反应，先是死一般的沉默，然后是巨大的困惑。
陆军那帮头头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否认和轻视。他们对外务省通报说，根据初步报告，这好像就是一种威力比较大的常规炸弹，没什么了不起的，绝对不是美国人吹嘘的什么原子弹。他们一边下令派人去广岛调查，一边拼命地想把这事儿的影响往下压。这种反应，其实挺有意思的。它暴露了日本军方的一种心理：他们打心底里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世界上出现了一种能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整个战略体系（比如“本土决战”）瞬间变得像个笑话一样的新武器。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抗拒。
然而，这颗原子弹，就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也就是所谓的“六巨头”）这个小池塘里，瞬间就砸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主张和平的“主和派”代表，是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当他通过美国电台，亲耳听到杜鲁门总统宣布对广岛投下原子弹的声明后，他立刻就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他激动地对内阁成员说，这颗炸弹，给了日本一个结束战争的台阶，一个决定性的理由！我们应该立刻接受盟国在《波茨坦公告》里提出的投降条件。
但“主战派”可不这么想。他们的领头人，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一个典型的日本武士。他们铁了心，拒绝被一颗炸弹吓倒。他们坚持说，必须等我们自己的调查结果出来，谁也别想现在就谈投降的事！这帮人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地扎着武士道精神和那个疯狂的“本土决战”信念。他们觉得，就算打不过，也得在日本本土跟美国人拼最后一场，用日本人的血，给美军造成山一样的伤亡，这样才能逼着美国人给出一个比“无条件投降”更好的和平条件。
就在两派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皇宫深处，那个被日本人奉为神明的天皇，也开始坐不住了。
8月8日，外相东乡茂德进宫面见裕仁天皇。这位一直活在云端里的天皇，此时也忧心忡忡。他听完东乡的汇报后，罕见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种新式武器的出现，让继续战争变得已经没有可能了。当务之急，是尽早结束战争。” 他甚至授权东乡，可以去和盟国谈保留天皇制度的条件，只要这事儿不耽误战争的结束。
这次会面，非常关键。它等于说，天皇已经悄悄地站到了主和派这边，为接下来摊牌的御前会议，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广岛的蘑菇云，并没有像美国人希望的那样，让日本立刻跪地求饶。陆军的反应是典型的三部曲：淡化、调查、拖延。但是，这颗原子弹的真正威力，在政治层面上显现了出来。它成了一件强有力的“政治武器”，被交到了主和派的手里。
它给了东乡茂德和当时的老好人首相铃木贯太郎一个完美的理由——一个后来被很多人称为“天赐良机”的理由——来推动投降。有了这个理由，他们再提投降，就不会显得是自己胆小怕事或者卖国，而是因为敌人用了“非人道的残忍武器”，我们是为了保全日本民族，才不得不做的痛苦选择。
它巧妙地把争论的焦点，从“日本还能不能打下去”，转移到了“面对这种可能导致文明毁灭的武器时，日本还应不应该打下去”。
所以说，原子弹的第一个直接效果，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它没有直接摧毁日本的军队，但它武装了在日本政府这个僵局中，动弹不得的鸽派。
就在东京的政客们为了一颗原子弹吵翻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另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日本的北方，悄悄地酝酿。
1945年那个夏天，决定日本命运的，不光是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还有远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一个格鲁吉亚人——约瑟夫·斯大林。
1945年8月6日，广岛升起的那朵蘑菇云，不仅把东京炸懵了，也给莫斯科的斯大林发去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斯大林虽然早就通过他强大的间谍网络，知道了美国在搞原子弹（曼哈顿计划里都有他的间谍），但当他确认美国人真的用了，而且威力如此惊人时，他立刻就把这次轰炸，解读成了一次冲着他来的“原子外交”。他明白，美国人这是在向他示威：瞧见没？我们现在有“超级武器”了，我们可以在你苏联红军还没来得及动手、还没来得及上来分蛋糕之前，就一脚把战争的大门给踹上，自己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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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的原子弹，成了斯大林加速行动的发令枪。
他原本的计划，是在8月15号左右发动进攻，时间上正好兑现雅尔塔的承诺。但现在，他必须立刻行动！他必须抢在美国用原子弹把日本彻底砸趴下之前，冲进中国东北，把雅尔塔会议上答应给他的那些东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开始了。
就在广岛被炸整整两天后，东京时间8月9日的午夜，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冷冷地向他宣读了宣战书。那份曾经被日本视为救命稻草的《苏日中立条约》，被斯大林当成废纸一样，撕得粉碎。
美国的原子弹决策，和苏联的入侵决策，就像两个咬合在一起的齿轮，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反馈闭环”。对美国来说，急着扔原子弹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想快点结束战争，好限制苏联在战后亚洲的扩张。而对苏联来说，美国扔了原子弹，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告诉他抢好处的机会窗口正在飞速关闭。
斯大林决定出兵，根本不是为了履行什么狗屁承诺，而是一场赤裸裸的、狂热的战略冲刺。他的目的，就是在美国家门口把日本的投降仪式办了、把远东的未来格局定下来之前，抢先一脚插进去，分一杯羹。
所以说，1945年8月6号到9号发生的这些事，不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场大戏，更是未来几十年太平洋地区冷战的序曲。而可悲的日本，正好就处在这场新博弈的棋盘中心。
8月9日凌晨，东京。日本的“六巨头”们还在会议室里，为广岛的事吵得脸红脖子粗。就在这时，一个比原子弹本身更让他们绝望的消息，从北方传来。
一百多万苏联红军，在成千上万辆坦克的引领下，兵分三路，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越过中苏边境，涌进了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满洲。
曾经被日本吹嘘为“皇军之花”的关东军，此时已经是个空架子了。精锐部队早就被抽调回日本本土，准备“本土决战”去了，留在东北的，大多是些老弱病残和新兵蛋子。这支空心部队，在苏联的钢铁洪流面前，简直不堪一击，用当时一个观察家的话说，就是“像热刀子切黄油一样”，迅速崩溃了。
苏联的这次进攻，对日本来说，是战略上的致命一击。
它瞬间就摧毁了日本主战派最后的救命稻草——“本土决战”计划。这个计划有一个最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关东军能在中国大陆死死地拖住苏联人，这样日本才能集中全部力量，在本土迎击美军的登陆。现在，这个前提不存在了。苏联人的闪电进攻，不仅让这个设想化为泡影，也彻底斩断了日本想通过苏联进行外交调停的最后一点念想。
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苏联人的到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当时的东北是伪满洲国时期，而苏军则是把伪满洲国当成敌国来看待。进入东北之后军纪极其败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绝对是苏联留下来的一笔血债。
就在日本高层被苏联的入侵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太平洋上空，第二次原子弹任务，正在上演一出充满戏剧性变数的大戏。
执行这次任务的，是另一架B-29，名叫“博克之车号”。它的首要目标，是小仓市，那里有日本最大的兵工厂之一。备用目标，才是长崎，一个有两座三菱军工厂的重要港口。
然而，这次任务从一开始就透着一股“倒霉”的气息。
先是一个油泵出了故障，导致飞机燃油消耗得特别快。然后，在预定的汇合点，又跟一架负责天气观测和拍照的支援飞机给飞丢了，白白浪费了宝贵的40分钟。而最要命的是，当“博克之车号”好不容易飞到小仓上空时，发现整个城市都被厚厚的云层和烟雾给盖住了。
这烟雾是哪来的？有记录说，可能是前一天晚上，美军轰炸了小仓旁边的八幡市，燃烧弹产生的大量浓烟，正好飘到了小仓上空。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小仓当地的钢铁厂，为了躲避轰炸，自己故意放的烟。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些意外的烟雾，阴差阳错地救了小仓一命。
机长查尔斯·斯威尼少校，心里急得像着了火。他在小仓上空盘旋了三圈，油耗警示灯一直在闪，但就是找不到一丝云缝可以进行目视投弹。眼看燃油就要耗尽，连飞回基地的油都快不够了，斯威尼做出了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决定：放弃小仓，飞向备用目标——长崎！
当“博克之车号”摇摇晃晃地飞到长崎上空时，老天爷似乎还在开玩笑，这里的云层依然很厚。斯威尼告诉投弹手克米特·比恩上尉，我们只够飞一趟，油只够一次投弹尝试，行不行就看这一把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比恩上尉突然在对讲机里大喊：“我看到了！云层裂开了一道缝！”他从云缝里，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长崎的体育场和三菱工厂的轮廓。
“投弹！”
当地时间上午11点02分，代号“胖子”的第二颗原子弹，被投了下去。
这是一颗钚弹，比广岛那颗“小男孩”威力更大。但是，由于是在最后关头匆忙投下的，它偏离了预定的瞄准点，落在了长崎市北部的浦上山谷。山谷两侧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爆炸的威力，但仍然瞬间摧毁了那片工业区，夺走了大约4万人的生命。
长崎的悲剧，是历史偶然性的一个残酷注脚。小仓本是那个“倒霉蛋”，但一连串的天气、烟雾和机械故障，像一只无形的手，把命运的指针，拨向了长崎。
而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算计。在广岛被炸仅仅三天后，就火急火燎地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这本身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心理战和战略骗局。
事实上，当时美国人手里能用的原子弹，就这么两颗！第三颗，还得好几个星期才能准备好。美国军方如此迅速地进行连续打击，就是为了给日本领导层造成一种假象，让他们以为美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取之不尽的原子武器库，可以像流水线生产香肠一样生产原子弹。让他们相信，如果不投降，日本的城市就会一个接一个地，从地图上被抹掉。
这场可怕的骗局，精准地击中了日本内阁最脆弱的神经。这个“双重冲击”——北边，最后的陆军希望正在崩溃；南边，城市正被神秘的“超级武器”接二连三地摧毁——把日本逼到了最后的悬崖边上。
8月9日上午，东京首相官邸。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也就是“六巨头”会议，终于在一片愁云惨雾中召开了。
会议刚开到一半，一个秘书跌跌撞撞地跑进来，递上一张纸条：长崎，也被那种“新型炸弹”给炸了。
这一下，会场里死一般的寂静。日本的决策者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双重冲击”。他们最后的军事指望——关东军，正在冰天雪地里被苏联人追着打；他们的人民和城市，正在被似乎无穷无尽的原子武器一个接一个地摧毁。
然而，就算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会议，依然陷入了僵局。
“六巨头”，三比三，谁也说服不了谁。
主和派这边，是外相东乡茂德、首相铃木贯太郎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他们仨的意见很明确：别挣扎了，投降是唯一的出路，再打下去，日本就要亡国灭种了。
主战派那边，是陆相阿南惟几、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和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副武。这三位军方大佬，还是咬着牙不松口。他们还在那儿慷慨激昂地主张，要在日本本土，跟美国人打一场“光荣的”最后一战。阿南惟几甚至说，宁可让一亿国民“像美丽的樱花一样凋谢”，也绝不接受无条件投降！
他还提出了四个投降的条件：第一，必须保留国体（也就是保留天皇制度）；第二，解除武装的事，得由日本人自己来干；第三，战犯也得由日本人自己审判；第四，盟军不能占领日本本土。这条件，跟没说一样，盟国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内阁会议，按照规定，必须全体一致才能做出决定。现在这三比三的局面，等于把整个日本政府给卡死了，动弹不得。
眼看着就要吵到天亮，白发苍苍的首相铃木贯太郎，做出了一个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举动。他站起来，向所有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说：“既然我们无法达成一致，那就只能去请示陛下了。”
他请求召开御前会议，把这个烂摊子，交给天皇来亲自裁决。
8月9日深夜，到10日凌晨。地点，是皇宫地下的防空洞里，为了躲避随时可能来的空袭。御前会议，这个日本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在一种极其压抑和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了。
在那个被奉为“现世神”的裕仁天皇面前，主战派和主和派，又把各自的观点重复了一遍。陆相阿南惟几，说得声泪俱下，极力主张继续战斗，说帝国陆军还有一战之力。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反驳说，别吹了，我们拿什么打？国家已经没有能力保卫自己了，国内连老百姓吃的粮食都不够了！
时间大约到了凌晨2点，所有人都说完了，防空洞里一片死寂。首相铃木，慢慢地转向坐在帘子后面的裕仁天皇，用颤抖的声音请求他，做出最后的裁决。
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裕仁天皇，这个一直以来只是个象征性元首、从不干预政治的神，开口了。
他进行了第一次“圣断”。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沉痛，甚至有些疲惫。他说：“我听了各位的争论，但我自己的看法，和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是一样的。”
他接着说：“我不忍心再看到我的国民遭受这样的苦难。如果继续战争，不但会让我亿万臣民生灵涂炭，最终更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 他在讲话里，明确提到了敌人使用的“新型残忍炸弹”，承认这是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