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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我们说到，美、英、苏三巨头在德国波茨坦召开会议，核心议题就是敲定战后安排以及对日作战方针。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共同发布《波茨坦公告》，明确敦促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然而，日本政府却以所谓“默杀”的态度置之不理。杜鲁门心知——是时候亮出那张足以改写战争结局的底牌了：原子弹。
说起原子弹这个“终极大杀器”到底是怎么来的。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先聊聊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咱们人类的科技，到底是怎么发展的？
咱们先看看今天的生活。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给紧紧包围着。这些科技给我们带来了过去的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便利。
就拿你我口袋里都离不开的智能手机来说，方寸之间，我们就能跟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朋友视频聊天，能看电影、能处理工作，它几乎成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外接器官”。再比如飞机，以前从北京到伦敦，坐船得几个月，现在呢？睡一觉，看两部电影，十几个小时，你就已经站在地球的另一边了。还有我们每天开的汽车、用的电脑、看的电视……这些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它们已经像空气和水一样，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大家有没有停下来想过一个问题：这些让人惊叹的高科技，它们的发源地，究竟是哪里？
有个很残酷的现实：我们今天所享受的很多尖端科技的“老祖宗”（当然不是全部），其实都诞生于一个我们最不愿提及的场景——战争。
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了。
第一个例子，飞机。 我们都知道，飞机是美国的莱特兄弟发明的，但他们发明的飞机，用的是摇摇晃晃的活塞发动机，带动螺旋桨转动。这种飞机的速度，是有物理极限的。那么，是谁让飞机摆脱了螺旋桨，进入了“喷气时代”呢？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了争夺制空权，率先发明了成熟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并把它装在了战斗机上，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款投入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Me-262。
您可以想象一下，当盟军的飞行员还在驾驶着“嗡嗡”作响的螺旋桨飞机时，突然看到一架没有螺旋桨、像幽灵一样从天边呼啸而过、快得连瞄准都困难的德国飞机，那是一种怎样的震撼和恐惧？这就好比我们今天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辆没有轮子，却在贴地飞行的汽车，你的世界观都会受到冲击。而这项诞生于战火的技术，最终演变成了我们今天所有民航客机的动力核心。
第二个例子，计算机。 如今，计算机是我们工作、学习、娱乐的核心工具。但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可不是为了让你我打游戏或者看电影而发明的。它的催生者，是英国一位伟大的天才科学家——艾伦·图灵。二战期间，为了能快速破译德国海军U型潜艇使用的、被认为无法破解的“恩尼格玛”密码，图灵临危受命，发明了一台巨大的、能够进行高速运算的机器。这台机器，就是所有现代计算机的“太爷爷”。它在战争中拯救了无数盟军士兵的生命，也为信息时代的到来，敲响了第一声钟。
第三个例子，我们头顶的航天科技。 今天我们看到火箭发射，把宇航员和探测器送入太空，都会感到无比自豪。但现代航天火箭的共同鼻祖，是纳粹德国在战争末期研发的V-2导弹。这是一种用来向伦敦等盟国城市发动恐怖袭击的武器，从数百公里外发射，以超音速砸向目标，根本无法拦截。战争结束后，美苏两国都疯抢德国的火箭技术和科学家。V-2导弹的总设计师冯·布劳恩，后来就被美国人“请”了过去，成为了美国宇航局的顶梁柱，一手主导设计了将人类首次送上月球的“土星五号”运载火箭。你看，一件来自地狱的复仇武器，最终却为人通往星辰大海铺平了道路。
第四个例子，我们现在人人都离不开的芯片。 它的全名叫“硅晶芯片”，是我们手机、电脑、智能家电甚至汽车里的大脑。但您知道吗？这项深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技术，最早的应用场景，同样冰冷而致命。1959年，美军在越战率先将早期的硅晶芯片用在了空对地导弹和制导炸弹上。在此之前，飞机投弹基本靠飞行员的肉眼和感觉，属于“天女散花”，炸中全靠运气。但有了芯片制导，炸弹就相当于长了“眼睛”，可以精确地飞向目标。从此，过去那种地毯式的、效率低下的轰炸方式成为了历史，“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登上了军事舞台。
可以说，有太多太多的科技，它们的第一声啼哭，都是在兵工厂和军事实验室里完成的。它们先被锻造成最锋利的“矛”和最坚固的“盾”，在战场上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才慢慢地“脱下军装”，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转为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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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前面说的芯片技术，正是因为有了图灵机和早期军用芯片的底子，才一步步衍生出了我们今天的手机CPU、电脑CPU，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放异彩的GPU（图形处理器）。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战争是什么好事吗？
当然不是！我绝不是在宣扬战争的好处。但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非常底层的逻辑，这个逻辑就在于两个字——竞争。
和平时期的竞争，比如公司之间抢市场、运动员之间争金牌，虽然也很激烈，但总归是有规则、有底线的。
而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极端、最残酷、最没有底线的终极竞争。
它带来的竞争力是无与伦比的，因为赌注不再是金钱或荣誉，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在这样的时刻，国家会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投入的资源也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是“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所有最聪明的大脑、最宝贵的物资、最雄厚的资金，都会被拧成一股绳，朝着同一个目标发力：赢！
正是在这种极端的生存压力和无限的资源投入之下，科技的发展会被按上一个超高速的“快进键”。
那么，您可能会问，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和平了，这种“战争催生科技”的模式是不是就停止了呢？
恰恰相反。它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换上了一副新的面孔，进入了更激烈的阶段。
二战结束后，世界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和平，而是迅速滑入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虽然不再是炮火连天的“热战”，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覆盖全球的终极对峙。这场对峙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
我们今天回头看，会发现美国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同样开启了一场令人目不暇接的科技大爆发，尤其是在军事领域。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国重器”，很多都诞生于那个时代：
核动力航空母舰：它不再是需要频繁补充燃料的普通军舰，而是一座拥有几乎无限续航能力、可以全球部署的海上城市和移动国土。
B-2隐形战略轰炸机：它那科幻的飞翼造型，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它像一个来自未来的幽灵，可以悄无声息地突破地球上最严密的雷达防空网，将毁灭性的打击力量投送到任何一个角落。
F-22“猛禽”战斗机：它被誉为“天空的王者”，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第五代战斗机，集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性于一身，它的出现，直接重新定义了“空中优势”这个词。
看到这些，我们得明白，这倒不是说某个国家的科学家就比其他国家的要聪明多少。其最本质的底层逻辑，依然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那两个字——竞争。
只不过，这一次的竞争对象，换了一个。
这个对手，我想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就是那个曾经的盟友，后来的红色巨人——苏联。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将对方视为心腹大患，都害怕对方在科技上取得突破，从而打破战略平衡。于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军备竞赛就此展开，双方都把天文数字般的国家资源，投入到了军事科技的研发当中。你搞出了新式坦克，我就要搞出更厉害的反坦克导弹；你把卫星送上了天，我就要把人送上月球。
正是在这种“你追我赶、唯恐落后”的巨大压力之下，人类的科技树，又一次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给“点亮”了。而我们故事的主角——原子弹，正是开启这场全新竞争模式的“发令枪”。
咱们故事的开头，既不在美国的秘密基地，也不在英国的首相官邸，而是在纳粹德国的心脏——柏林的一个化学实验室里。
时间是1938年12月，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还不到一年。在柏林的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里，有两个德国化学家，一个叫奥托·哈恩，一个叫弗里茨·施特拉斯曼。这俩人当时正在做一个实验，就是用一种叫“中子”的小粒子，去轰击地球上最重的元素——铀。他们想干嘛呢？他们是希望能像炼金术一样，创造出比铀还重的、自然界不存在的新元素。
但是，实验结果出来后，俩人全懵了。他们在反应后的残留物里，翻来覆去地检测到了一种叫“钡”的元素。这就怪了，钡这个东西，原子量差不多只有铀的一半。这完全不符合当时全世界物理学家都知道的定律啊！这就好比你往一个密封的箱子里塞进去一个大西瓜，摇了半天，结果打开一看，里面没有西瓜，却多出来了两个柚子。这怎么可能呢？
哈恩是个非常严谨的化学家，他把实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确信自己的化学分析绝对没问题——那玩意儿就是“钡”。但他想破了脑袋，也无法从物理学上解释，一个好端端的铀原子核，怎么就“爆炸”成了两块更小的东西呢？他给朋友写信说：“这事儿太诡异了，我们化学家没法解释，可能只有你们物理学家能想出什么异想天开的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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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异想天开”的答案，来自一位被迫流亡的女科学家。她叫莉泽·迈特纳，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奥地利籍犹太裔物理学家。她跟哈恩是长达三十年的老搭档、老朋友，可以说是那个实验室的灵魂人物。但是，因为纳粹德国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就在几个月前，她被迫像逃犯一样，孤身一人逃离了柏林，在瑞典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哈恩把自己那个烧糊涂的实验结果，写信告诉了远在瑞典的迈特纳。接下来，就是科学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当时正值圣诞假期，迈特纳的外甥、同样是物理学家的奥托·弗里施来看望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姑侄俩在雪地里散步。迈特纳手里拿着哈恩的信，脑子里反复琢磨着那个“西瓜变柚子”的难题。
突然，一道灵光闪过她的脑海！她意识到，铀原子核并不是被中子“击碎”了，而是像一个灌满了水、极不稳定的气球。当中子这个“针尖”轻轻一碰，它就从中间一分为二，分裂成了两个更小的“水滴”（也就是钡和其他元素）。更关键的是，她通过计算发现，在这个分裂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巨大到难以想象的能量！
弗里施立刻被姑妈这个大胆的想法给震惊了。他借用了生物学里细胞分裂的术语，给这个全新的物理现象起了个名字，叫“核裂变”。
这个在瑞典雪地里诞生的想法，很快就被实验证实了。消息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了全世界的物理学界。所有人都明白，人类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门后是无尽的能源，也可能是无尽的毁灭。
然而，这个伟大的科学发现，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单独颁给了哈恩，以表彰他“发现了重核裂变”。而在战后，哈恩为了撇清和纳粹的关系，也为了独占这份荣誉，刻意在各种场合淡化甚至否认了迈特纳的决定性贡献，硬生生把这个物理和化学结合的伟大发现，说成是他一个人的化学成就。
尽管如此，历史最终还是给了迈特纳应有的评价，她后来被很多人尊称为“原子弹之母”。核裂变的发现过程，本身就预示了整个原子弹故事的基调：一边是人类智慧最辉煌的胜利，另一边，则交织着政治的动荡、人性的偏见和巨大的不公。
要说曼哈顿计划，就不能不提它那个堪称“地表最强”的科学家团队。但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团队的智力核心，根本不是美国本土培养的，而是一大群为了躲避法西斯，从欧洲逃亡而来的天才大脑。可以说，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次“智力大迁徙”，也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亲手送给对手的一份、足以决定战争胜负的“超级大礼包”。
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学术风气可以说是急转直下。随着纳粹在德国、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崛起，一股反犹主义的恶浪席卷了整个欧洲。当时的德国，可是世界理论物理学的中心，有着哥廷根大学这样的科学圣地。但纳粹一上台，就颁布了一系列种族法令，把所有犹太裔的学者，不管你多有才华、多大贡献，统统赶出了大学和研究所。
这场疯狂的迫害，直接导致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才外流。这些被赶走的科学家，最终都成了美国原子弹计划的“发动机”。我们来看看这个“复仇者联盟”的名单：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位当时世界上最着名的科学家，在希特勒上台后，立刻就放弃了德国国籍，定居在美国普林斯顿，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一面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