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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里科·费米:这位意大利的物理学巨匠,因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也受到了墨索里尼种族法律的威胁。1938年,他接到通知去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灵机一动,策划了一出完美的“胜利大逃亡”:带着全家人,以领奖为名离开意大利,领完奖后,压根没回家,直接坐船去了美国。
“匈牙利三人组”:利奥·西拉德、尤金·维格纳和爱德华·泰勒,这三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裔物理学家,个个都是人精。他们非常有政治远见,很早就看透了纳粹的邪恶本质,相继移民到了美国。特别是西拉德,这位老兄简直是个“先知”,早在1933年,核裂变还没被发现呢,他就构想出了“核链式反应”的可能性,后来一直为纳粹德国可能会造出核武器而忧心忡忡。
其他关键人物:除了他们,还有一大批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顶尖科学家,比如汉斯·贝特、费利克斯·布洛赫等等,他们也都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避难所,并最终为曼哈顿计划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这就形成了历史上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局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权,为了追求他们所谓的“种族纯洁”,亲手摧毁了自己国家的科学根基,把一群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连同他们对法西斯的切肤之痛,一股脑地“快递”到了大洋彼岸的竞争对手那里。
正是这次由迫害驱动的“智力快递”,使得研发原子武器所需要的所有顶尖人才,在美国实现了空前的集中。可以说,在炸弹还没开始造之前,最关键的人才基础,就已经被希特勒自己给奠定好了。
如果说这群流亡科学家是原子弹计划的“大脑”,那么真正把这个“大脑”激活的,则是一封信和一份报告。而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被两次推动,才最终下定了决心。
故事的起点,还是得回到那位焦虑的“先知”——利奥·西拉德身上。核裂变一被发现,西拉德的后背就直冒冷汗。他立刻意识到,如果让纳粹德国率先掌握了这种基于“链式反应”的超级武器,那全世界都得完蛋。
他迫切地想警告美国政府,但他自己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流亡科学家,人微言轻,说话没人听。怎么办呢?他需要一个“大V”来帮他站台。他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爱因斯坦。
1939年夏天,西拉德和他的朋友维格纳,开车找到了正在长岛度假的爱因斯坦。他们俩给爱因斯坦仔仔细细地解释了原子弹的原理。爱因斯坦听完后,整个人都惊呆了,他说了一句:“我竟然根本没想过这个。”
在西拉德的主导下,他们起草了一封信,然后说服了爱因斯坦在信上签了名。这封着名的“爱因斯坦-西拉德信”,用非常冷静的语言,警告罗斯福总统,“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很可能被制造出来,并且特别提到,德国已经禁止从它刚刚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出口铀矿了——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为了确保这封信能送到总统手里,西拉德又找到了一个叫亚历山大·萨赫斯的经济学家,这人是罗斯福的好朋友。萨赫斯一看这信,就知道事关重大。他没有马上递交,而是很有策略地等了等。等到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全世界都紧张起来之后,他才在10月11号去见了罗斯福。
罗斯福听完他的陈述,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亚历克斯,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不能让纳粹把我们给炸了。” 随即,他下令成立了一个“铀顾问委员会”,这算是美国原子弹计划的第一个雏形。但是,在战争初期,这个委员会动作很慢,经费也少得可怜,整个项目基本上还停留在大学实验室里小打小闹的阶段。
第二步:来自英国的“催化剂”
真正把美国原子弹计划推上快车道,让它从一个小研究,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工程的,是来自盟友英国的一份关键报告。
当时,英国人自己也在研究原子弹的可行性,他们的项目代号叫“MAUD委员会”。1941年7月,MAUD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被送到了美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范内瓦·布什的手里。
这份报告的结论,那叫一个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利用铀-235制造原子弹“完全可行,并且有可能在战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跟美国早期研究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比起来,英国人的报告充满了紧迫感和确定性。这份报告,像一剂强心针,彻底打消了美国领导层的疑虑。布什立刻向罗斯福总统汇报,强调必须立刻采取大规模行动。
这个来自外部的“催化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41年10月,罗斯福正式给英国首相丘吉尔写信,提议两国的原子能研究应该“协调,甚至合并”。这个提议最终在1943年的《魁北克协定》中正式敲定。英美的原子弹项目合并,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协调工作。
至此,在流亡科学家的警告和英国盟友的强力推动下,一个旨在制造原子弹的、史无前例的庞大跨国工程——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曼哈顿计划”——终于全面启动了。
曼哈顿计划一启动,就标志着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烧钱的科学竞赛拉开了帷幕。在这场竞赛中,美国最终凭借其碾压性的优势取得了胜利,而它的对手德国和日本,则因为各自的致命缺陷,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曼哈顿计划的成功,简直就是理论科学、工程管理和工业实力的一次完美合体。
1942年12月2日,在芝加哥大学一个废弃的壁球场里,恩里科·费米(就是那个从诺贝尔奖现场逃到美国的意大利大神)领导的团队,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他们建造了一个叫“芝加哥一号堆”的东西——说白了,就是用一大堆石墨块和铀块堆起来的一个简陋反应堆。就是这个看起来像煤堆的玩意儿,成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控的、能自我维持的核链式反应。这个实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原子弹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给整个计划注入了强心剂。
为了把理论变成武器,美国陆军任命了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当总负责人。这位将军是个精力旺盛、说一不二的“工程狂人”,刚刚成功领导修建了五角大楼。他上任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但事后证明无比正确的决定:任命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担任武器设计实验室的主任。
奥本海默这个人,虽然才华横溢,但没有任何管理经验,而且政治背景还有点“左倾”,很多人都不放心。但格罗夫斯看中了他渊博的知识、内心那股“极大的野心”,以及他身上那种能把一大群性格古怪的天才科学家团结在一起的独特魅力。事实证明,格罗夫斯这个“硬汉将军”和奥本海默这个“忧郁诗人”的组合,形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核心引擎。而奥本海默后来也就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在格罗夫斯的指挥下,一个庞大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的秘密工业网络,在美国各地拔地而起。
田纳西州的橡树岭:一座为了容纳将近八万两千人而凭空建造的秘密城市。这里有巨大的工厂,唯一的任务,就是像筛沙子一样,从成吨的天然铀里,分离出那点可怜的、能用于裂变的“铀-235”。
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另一座秘密工业基地。这里的任务,是利用反应堆,把普通的铀变成一种全新的、自然界不存在的人造元素——“钚”。这种新元素,同样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
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坐落在一片偏远高原上的秘密实验室,是整个计划的“大脑”。奥本海默在这里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他们负责解决原子弹设计的各种核心物理和工程难题。
整个计划,最终花了超过2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几千亿美元),雇佣了超过13万人。它的规模之大、保密程度之高,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跟美国这边的全力以赴比起来,纳粹德国的核计划(代号“铀俱乐部”)虽然起步更早,但因为一连串的致命缺陷,最终彻底失败了。
人才被自己“清零”: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纳粹的排犹政策,把迈特纳、弗里施、西拉德这些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全都赶到了对手的阵营里。德国等于是自断双臂,把最宝贵的“大脑”拱手让人。
领导不行,路线错误:德国计划的领军人物,是着名物理学家海森堡。但他在一些关键的科学判断上犯了错误。比如,他们错误地认为石墨不适合做反应堆的减速剂(这是控制链式反应速度的关键材料),导致他们只能选择获取难度极大的“重水”作为唯一的技术路线。同时,他们还严重高估了制造一颗原子弹所需要的核材料数量,这让他们觉得,在战争结束前造出炸弹,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老板(希特勒)不重视:希特勒对这个需要漫长时间和巨大投入的项目,缺乏理解和兴趣。1942年,他就削减了对核计划的支持,把资源优先分配给了V-2火箭这种能更快见到效果的武器。整个德国计划的资源投入,跟美国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被盟军“定点清除”:盟军针对德国重水供应的打击是决定性的。受过英国特种训练的挪威突击队,几次三番地潜入并炸毁了德国在挪威的重水工厂。在德军试图把剩下的一点重水运回德国时,挪威抵抗组织又成功地炸沉了运输船。这下,德国的重水来源彻底断绝,他们的反应堆计划也随之瘫痪。
日本其实也有过自己的核武器研究计划,但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日本严重缺乏最关键的资源——铀矿石,工业基础也远远不足以支撑那么复杂的技术工程。跟美德两国比起来,日本的核计划,基本上就是在“过家家”,在整场核竞赛中无足轻重。
这场竞赛的结果清楚地表明,造原子弹,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是一场国力、资源和管理能力的终极较量。美国集齐了所有要素,而它的对手们,则在这场决定世界命运的竞赛中,一败涂地。
当原子弹从理论变成现实,一个更沉重、更拷问灵魂的问题,摆在了美国决策者的面前:要不要用它?以及,如何用它?
1945年夏天,在德国的波茨坦,美国新总统杜鲁门正在和丘吉尔、斯大林开会。会议期间,他收到了原子弹在美国本土试爆成功的密电。这个消息,极大地增强了他在谈判桌上的信心。他意识到,美国不再需要依赖苏联出兵来打败日本了。7月26日,美、中、英三国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公告里,对这种新式武器,只字未提。
与此同时,在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群体里,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正在发酵。他们中的很多人,当初加入这个计划,是害怕纳粹德国抢先一步。但现在,德国已经战败,使用原子弹的理由,似乎不再那么充分了。
《弗兰克报告》:1945年6月,在芝加哥大学,由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弗兰克领导的一群科学家,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强烈建议,不要对日本进行突然的原子弹袭击,并且非常有远见地警告说,这么做,将会“引发一场可怕的核军备竞赛”,并彻底破坏战后对核能进行国际控制的可能性。
《西拉德请愿书》:那位最初推动原子弹计划的“先知”利奥·西拉德,此时变成了最坚定的反对者。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获得了70名科学家的联署,恳求杜鲁门总统,不要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
然而,科学家的声音,最终还是被政治和军事的逻辑给淹没了。杜鲁门授权成立了一个由战争部长史汀生领导的“临时委员会”,来讨论原子弹的使用问题。这个委员会里,也有奥本海默和费米这些核心科学家。
他们讨论过,要不要先搞一次“警告性演示”,比如在一个无人岛上引爆一颗,让日本人看看有多厉害。但这个提议最后被否决了。理由是:万一演示的这颗炸弹是个“哑弹”,没响怎么办?那美国的威信就扫地了。或者,万一日本人根本不把警告当回事怎么办?那原子弹的心理冲击力就大大减弱了。
委员会的最终建议是:应该尽快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目标应该是一个有军事设施的城市,并且,不应该事先发出明确的警告。
杜鲁门的最终决定,是在权衡了登陆日本可能会造成几十万美军伤亡的惨重代价,和原子弹的恐怖威力之后做出的。他授权军方,执行原子弹轰炸任务。
那些亲手创造了“死神”的科学家们,最终发现,他们失去了对这个“死神”的控制权。
那原子弹的威力将会如何?日本又会是什么反应?咱们下一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