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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咱们说到，在亚洲那片湿热的丛林里，中国远征军和盟军，真是拿命在拼。经历了整整一年半的浴血奋战，在付出了尸山血海般的巨大伤亡之后，终于把中印公路这条“抗日生命线”给打通了。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一辆辆满载着汽油、弹药、药品和各种物资的卡车，从印度出发，越过险峻的高山和湍急的河流，轰隆隆地开进了中国的云南。
对于已经苦苦支撑了多年的中国军民来说，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喜讯。前线的士兵们终于不用再数着子弹打仗，后方的工厂也有了运转的燃料。源源不断的物资，就像是给一个濒临枯竭的巨人注入了强心剂。抗日战争的天平，从这一刻起，开始真正地、不可逆转地倒向了我们这一边。一个积蓄已久的大反攻，号角已经吹响。
然而，就在亚洲战场迎来胜利曙光的同时，世界的另一头，欧洲的战火虽然刚刚熄灭，但新的阴云却在悄然聚集。
1945年7月17日，德国柏林郊外一个叫波茨坦的地方，迎来了三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他们分别是：刚刚接替罗斯福、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的美国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叼着雪茄、象征着大英帝国不屈精神的“老狮子”——温斯顿·丘吉尔；以及眼神深邃、让人看不透心思的苏联最高领袖——约瑟夫·斯大林。
这已经是“三巨头”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开大会了。会议的桌面上，摆着两份大大的议程：
怎么处理战后的德国和整个东欧？ 德国已经投降，纳粹的旗帜被踩在了脚下，但这个曾经的战争机器，现在成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是把它彻底拆散，永绝后患？还是帮它重建，让它重新做人？还有那些被苏联红军“解放”的东欧国家，它们的未来又该由谁说了算？
怎么尽快把还在太平洋上死扛的日本给干掉？ 虽然日本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但他们的抵抗异常疯狂。美军估计，如果强行登陆日本本土，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伤亡。这个代价，谁都承受不起。
说起来，这两件事在之前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就已经聊得七七八八，基本有了个框架。这次波茨坦会议，按理说，就是把之前画好的草图，最后精修一下，敲定所有细节，然后大家签字画押，分头去落实就行了。
事情却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有点残酷的道理开始显现出来：当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昔日的战友往往就会变成潜在的对手。 以前，有希特勒这个共同的、能威胁到大家生死存亡的大坏蛋在，美、英、苏这三个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完全不同的国家，才能暂时放下分歧，捏着鼻子组成“伟大联盟”，一致对外。
可现在，希特勒已经在地堡里自杀，德国也投降了。那个把大家捆在一起的“靶子”没了，三巨头之间深刻的矛盾，就像退潮后海边的礁石一样，一下子全都暴露了出来。
这就好比三个猎人，齐心协力打死了一头猛虎。老虎活着的时候，大家背靠背，共同对敌；老虎一死，三个人就开始互相瞅着对方，心里各自打起了小算盘：这虎皮归谁？这虎肉怎么分？谁分得多，谁分得少？每个人都想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三巨头都安了什么样的心思？
哈里·杜鲁门： 这位老兄，人送外号“意外的总统”。罗斯福突然一走，他这个副总统就被推上了C位，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对他来说，波茨坦会议是他第一次站上世界舞台中央，是一场超级大考。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向全世界，尤其是向斯大林证明：别看我是个新人，但我可不是好糊弄的软柿子。
所以，他一上来就跟罗斯福完全不一样。罗斯福喜欢那种绕来绕去的、讲人情的个人外交，杜鲁门不来这套。他自己管自己的风格叫“心里有啥就说啥”，主打一个直来直去。开会之前，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埋头看了堆积如山的文件和外交报告，对苏联在东欧干的那些事儿，心里已经充满了怀疑和警惕。
同时，他脑子里还装着一个历史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他觉得，就是因为当年对德国的经济惩罚太狠了，把德国往死里整，才把老百姓逼急了，给了希特勒这种极端分子上台的机会。所以他下定决心，这次可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从杜鲁门后来写的日记里能看出来，他一方面压力山大，生怕搞砸了；另一方面，他又在这场跟老江湖的博弈里，慢慢找到了自信，越来越强硬。
约瑟夫·斯大林： 这位苏联大元帅，可就是真正的老江湖了。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茨坦会议，所有战时盟国的巨头峰会，他是唯一一个全勤奖得主。在这盘世界地缘政治的大棋里，他就是那个顶级的棋手。
斯大林心里最在乎的是什么？两件事：安全和赔偿。为啥呢？因为苏联在战争里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惨了。超过2500万条人命没了，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被打成了废墟。这种刻骨铭心的伤痛，让他觉得必须干两件事。第一，他要在苏联的西边，拉上一串“小弟”国家，搞一个“缓冲区”。这样一来，万一将来再有谁想从西边打过来，得先过了这几关，苏联本土就安全多了。第二，他急需从德国那里拿到巨额的赔款，不管是拆工厂设备也好，还是拉走原材料、抓劳工也好，都得拿过来，用来重建自己那个被打烂了的国家。
在会议上，斯大林表现得非常沉着冷静。他有时候说两句冷幽默，有时候又突然变得非常强硬，但不管怎么变，他都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核心利益，一寸都不肯让。丘吉尔手下的一个部长形容他，说他“说话又短又有力……直接得很，一点都不妥协”。他来波茨坦，兜里揣着非常明确的目标，背后还站着控制了半个欧洲、威风凛凛的苏联红军。
温斯顿·丘吉尔： 这位带领英国度过了最黑暗时刻的战争巨人，在波茨坦会议上却显得有点心不在焉。他倒是非常想赶紧开会，好想办法遏制一下苏联的扩张。但他的心，更多地是悬在英国国内的选举上。
原来，英国在7月5日就已经举行了大选，但是因为要统计海外军人的选票，结果得等到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才能公布。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让他根本没法集中精力。好多人都观察到，他在会上显得又累又沮丧，甚至连手下人递给他的简报文件都懒得看。这一下子就大大削弱了他在谈判桌上的分量。
可以说，丘吉尔在波茨坦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代表着那个即将落幕的大英帝国，一个伟大的、但正在渐渐老去的背影。
三巨头坐下来开会的时候，世界正上演着两场截然不同的战争结局。
一头是废墟里的欧洲： 在欧洲，战争是打赢了，但胜利的喜悦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反而是揭开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就说德国自己吧，已经彻底成了一片废土，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都散架了。盟军接手的，是一个艰巨得不得了的管理任务。得把几百万德军的武装给解除了，得把那些战争罪犯抓起来审判，还得搞什么“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改革，想想都头大。
整个欧洲大陆上，有差不多四千万的难民，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想找个安身的地方。其中，还有几百万德国人，正从东欧被赶出来，往德国西部跑，这又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经济崩溃，粮食短缺，整个社会秩序都摇摇欲坠。盟国必须一边管着这个战败国，一边还得想办法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混乱。
另一头是太平洋战场的残酷收尾： 在世界的另一边，战争还在以一种吓人的烈度进行着。盟军花了巨大的代价，搞了个“跳岛战术”，一个岛一个岛地啃，好不容易把战线推到了日本家门口。
但是，日本人是越打越疯狂。他们的军事头头们已经搞出了一个叫“决号作战”的本土防御计划，准备让“一亿国民”都豁出命来，跟登陆的美军拼了。虽然日本的经济因为被海上封锁和飞机轰炸，已经快要崩溃了，但他们军队那种“玉碎”的战斗意志，一点都没减弱。
盟军这边呢，也正在准备一个代号叫“没落行动”的本土登陆计划。根据估计，真要打起来，双方的伤亡可能会高达一百万人。这种可怕的前景，给波茨坦会议的这几位大佬施加了天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得想个办法，赶紧把这场血腥的战争给结束了。也正是这种压力，直接导致了后来《波茨坦公告》的发布，并且最终让美国人下决心扔了原子弹。
开会在哪儿开，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地点的选择，就是一次没有硝烟的外交交锋，里面全是算计和象征意义。
按理说，柏林是纳粹德国的“千年帝国”的首都，在这儿开会，象征意义多强啊——就在你希特勒的老巢里，决定你的下场！但是，现实情况不允许。那时候的柏林，已经不能算是个城市了，就是个“鬼城”。经过盟军几个月的地毯式轰炸，再加上最后苏联红军那场惨烈的巷战，柏林的基础设施，什么水电、交通、房子，基本上都没了。想在这种地方开个大型国际会议，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相比之下，柏林西南郊的波茨坦市，情况就好多了。尤其是市里的一个叫巴伯尔斯贝格的区，在战争里受到的破坏很小。而且这地方的街道很容易防守，能给来开会的各个代表团提供一个既安全又舒服的落脚点。
最后，会议地点就选在了采琪莲霍夫宫。这个选择，充满了历史的讽刺和象征性。
这座宫殿，是德国最后一个皇室——霍亨索伦家族——盖的最后一座宫殿。1917年才完工，仅仅过了一年，德意志帝国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垮台了。更有意思的是，这座宫殿是典型的英式都铎庄园风格，这对于马上要来的英国代表团来说，真是一种奇特的巧合。
现在，这座见证了老德意志帝国黄昏的建筑，马上就要变成决定这个帝国残骸命运的舞台了。
这个地点的选择，背后其实是作为东道主的苏联人精心安排的。因为波茨坦在苏联占领区里，所以整个会议的筹备工作，都由苏联方面负责。他们非常细致地把宫殿修缮一新，还给每个国家的代表团都分配了独立的办公区和生活区。
苏联人干这些，不仅仅是出于地主之谊，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展示。当杜鲁门和丘吉尔坐着飞机、坐着汽车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进入了斯大林的地盘。
这种权力展示，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苏联士兵在宫殿中央的院子里，用鲜花精心修剪出了一个巨大的红色五角星花坛。这可不是简单的搞搞园艺，美化一下环境。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符号，是把苏联的锤子镰刀印记，深深地烙在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心脏地带。
这个花坛，等于是在向美国和英国这两个盟友发出一个毫不含糊的信号：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了，在东德这片土地上，一切都由我们苏联说了算。
从7月17号到25号，会议总共开了九次全体大会。这第一阶段，充满了试探、角力和火药味十足的辩论。大家吵得最凶的，就是战败的德国，未来到底该怎么办。
1945年7月17号下午5点，会议正式开锣。三巨头在那个着名的圆桌前，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性会面。这张圆桌，还是苏联人特地从莫斯科空运过来的，为啥呢？就是为了避免因为谁坐主位、谁坐次位这种小事闹出外交纠纷，象征着大家是平等的伙伴。
但是，表面上的平等，根本掩盖不住底下深刻的分歧。
在开全体大会之前，杜鲁门和斯大林先私下里见了一面。这是两位大佬的第一次“单挑”。杜鲁门后来在日记里写，他告诉斯大林，自己不是个职业外交官，说话直来直去，习惯听完所有人的意见后，就直接说“行”或者“不行”。斯大林听了好像还挺高兴。杜鲁门当时感觉，“我能跟斯大林打交道”。
然而，当斯大林抛出他准备好的一堆议题，比如意大利以前的那些殖民地怎么处理啊，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怎么办啊，杜鲁门立马警惕起来。他在日记里写道：“这家伙抛出了一堆炸药——不过我手里也有些炸药，先不引爆。” 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两个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在互相摸底，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里。
会议的第一个正式议程，是提议建立一个由美、苏、英、中、法五国外长组成的“外长理事会”，专门负责给未来的和平条约做准备工作。这个提议倒是很快就通过了，但这其实也预示着，很多真正难啃的硬骨头，都会被暂时搁置，留给这个理事会去没完没了地吵架。
德国的赔款问题，是整个会议上吵得最凶、最能看出三方根本分歧的一个议题。这可不光是个钱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德国的未来、欧洲的力量平衡，甚至是两种意识形态谁输谁赢的政治大问题。
早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家就初步同意过，说德国大概得赔个200亿美元，其中一半给苏联。但是到了波茨坦，情况完全变了。
斯大林的想法： 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坚决，没得商量。他亲眼看到了纳粹德国的入侵给苏联带来了多大的毁灭性破坏，所以他要求，德国必须用实物的形式来赔偿。啥叫实物形式？就是拆德国的工厂设备，拉走他们的原材料，甚至把他们的劳动力也抓去苏联干活。在斯大林看来，这既是重建苏联的救命钱，也是把德国彻底搞残废、让他永远没能力再发动战争的根本手段。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统一的、但被彻底解除武装和工业能力的德国。
杜鲁门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和他手下的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脑子里一直记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训。他们坚信，就是因为当年《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赔款要求太狠了，把德国的经济给压垮了，才激起了德国老百姓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给希特勒这种战争狂人上台创造了机会。
杜鲁门后来在一次广播讲话里说得非常明白：“我们不打算重蹈覆辙，先跟德国要一大笔钱的赔款，然后再借钱给德国，好让他们有钱来还我们。” 他主张，赔款可以要，但主要是拿走德国那些用来打仗的工业资产，不能把他们发展民生经济的能力也给掐死。美国的目标，是把德国改造成一个“体面的国家”，最终能重新回到文明世界的大家庭里来。
因为两边的立场差得太远，关于赔款到底要多少钱，讨论直接卡住了。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巧妙，但其实隐患无穷的妥协方案：咱们别争总数了，干脆实行“分区赔偿”。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谁占了哪块地，就从自己占的那块地里拿赔偿。美国在自己的占领区拿，英国在自己的占领区拿，苏联也在自己的占领区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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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有个问题：苏联占领的德国东部地区，主要是农业区，像样的大工厂没多少，根本捞不着什么油水。为了“平衡”一下，协议里又加了一条：苏联可以额外从美、英、法这些西方国家的占领区，拿走10%的工业设备，这部分是白送的；另外还可以用自己那边的粮食、煤炭这些东西，再换取另外15%的设备。
这个方案，表面上是解决了眼前的争吵，但它带来的长远影响是灾难性的。它实际上是把德国的经济，活生生地切成了两半。苏联占领区，被系统性地拆解和掠夺，能拿走的全拿走了。而西方占领区呢，则在美国的主导下，开始为未来的经济复苏做准备。
这种经济上的各走各路，为后来德国在政治上的永久分裂，埋下了最关键的一颗定时炸弹。一个本来是为了统一管理德国的协议，最后却成了一张分裂德国的蓝图。
如果说赔款问题决定了德国的经济命运，那么波兰的边界问题，就直接撕裂了欧洲的地理版图，并且引发了会议期间最激烈的争吵。
根据雅尔塔会议那个说得模模糊糊的协议，波兰因为东边有一大块领土被苏联给吞了，所以应该在西边得到“实质性”的领土补偿。到了波茨坦，斯大林就把这个“补偿”给具体化了。他提出，德国在奥得河-尼斯河这条线以东的全部领土，都应该划给波兰。这片地方可不是什么穷乡僻壤，而是包括了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这些非常富饶的工业区和农业区。
当杜鲁门和丘吉尔对这个提议表示反对时，斯大林用一种近乎轻蔑的口气回答说，这事儿已经定了，没什么好谈的了。他宣称，苏联红军解放了这些地区以后，已经把行政管辖权交给了波兰的临时政府，而且，原来住在那儿的德国老百姓，“已经全都跑光了”。
当杜鲁门坚持说，德国的边界应该还是按照1937年的来算时，斯大林冷冷地怼了一句：“德国就是它战后变成的那个样子。”言下之意，现在德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别拿以前说事儿。
杜鲁门和丘吉尔被斯大林这种蛮横的态度给激怒了。杜鲁门警告说，如果德国的领土被这么“零敲碎打地送人”，那咱们之前谈的赔款协议，可就不好办了。丘吉尔则从人道和经济的角度来反对。他指出，那片地区明明还有“两三百万德国人”留在那儿，你把德国四分之一的耕地都给割走了，德国拿什么养活自己的人民？更别提付赔款了。他甚至警告说，这么干，可能会导致一场“比德国集中营规模还要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面对丘吉尔的严重警告，斯大林根本不为所动，只是轻描淡写地建议道：“那就让德国人多从波兰买点面包嘛！”
这场辩论的背后，是欧洲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迁徙。几百万的德国人，被迫离开了他们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被强行驱逐了出去。尽管西方领导人对此非常担忧，怕这么多难民一下子涌进西方占领区会造成巨大的混乱和不稳定，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最后签的《波茨坦协定》里，关于这件事，只加了一条软弱无力的条款，说人口的转移应该“以有序和人道的方式进行”。这基本上就等于是对已经发生的大规模驱逐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
这场关于奥得河-尼斯河线的争论，赤裸裸地暴露了西方盟国在地缘政治的铁腕现实面前，是多么的无力。斯大林一句“这个风险，我们来承担”，清晰地表明，在1945年的欧洲，谁的拳头硬，谁的军队占了地，谁就说了算，什么外交辞令都是白搭。
就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号，杜鲁门在波茨坦收到了他手下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发来的一份加密电报。电报内容很短，但足够震撼：“今天早上的手术很成功……结果看起来很满意，而且超出了预期。”
这封电报说的“手术”，其实就是个暗号，它宣告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爆成功了。这个消息，立刻成了杜鲁门手里的一张“王牌”，他准备在最关键的时候，把这张牌打出去。
7月24号下午的全体会议结束以后，杜鲁门抓住了一个机会。他装作若无其事地从圆桌旁边站起来，很随意地走到了斯大林的跟前。这一幕，被好几个在场的人记录了下来，不过他们的回忆稍微有点不一样。按照杜鲁门自己的说法，他“顺便跟斯大林提了一下，说我们现在有了一种威力特别吓人的新式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