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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用一种近乎悲鸣的语调说，是时候“忍受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承受所不能承受的悲伤”了。他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向盟国投降。但他附加了一个条件，也是日本方面最后的底线：这个投降，不能损害“天皇作为主权统治者的大权”。
这第一次“圣断”，为什么如此重要？
因为日本当时的政府体制，在设计上就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它过分强调“共识”，导致在遇到像投降这种有巨大争议的决定时，整个系统就会失灵。尤其是军方，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是由现役军人担任的，他们如果不同意，就可以辞职，内阁就会垮台。这等于给了军方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苏联入侵和原子弹的双重打击，并没有带来共识，反而造成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让正常的政治程序彻底瘫痪了。就像一辆车，司机们有的想左转，有的想右转，结果就是车子卡在路中间，哪儿也去不了。
这种瘫痪，逼得首相铃木，不得不去启动那个理论上拥有绝对权威，但实际上从没用过的“最终裁决者”——天皇。
裕仁的“圣断”，不是一个简单的二选一。他其实是启动了一个宪法和精神层面上的“安全阀”。他用自己的神圣地位，为投降这个“耻辱”的决定，提供了其他人无法提供的“政治掩护”。现在，内阁成员们可以对外说，我们不是自己想投降，我们是在“遵从圣意”，这样他们就不用为“卖国”承担个人责任了。
尤其是他特别提到了“原子弹”，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一个可以将战败归咎于外在的、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而不是日本军方无能或者战略失败的理由。这为维护军部的面子，找到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当时的中立国瑞士，正式向美、英、中、苏四个盟国发出了电报，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但附加了那个“不损害天皇大权”的条件。
现在，皮球踢到了盟国这边。盟国的回应，主要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主导起草。这个伯恩斯，是个精明的老牌政客，他深知日本这个条件的敏感性。于是，他起草了一份措辞极其巧妙，又刻意模糊的回复。
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伯恩斯照会”。它在8月12日，送到了东京。关于最关键的天皇地位问题，照会是这么写的：
“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应服从于盟军最高统帅……日本的最终政府形式，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确定。”
看到没？这话说得，简直是外交语言的艺术。它没有直接回答“同意”还是“不同意”保留天皇，而是玩起了文字游戏。
这份模棱两可的照会，再一次把日本内阁，扔进了混乱的旋涡。
主战派的阿南惟几等人，看到这份照会肺都要气炸了。他们把这理解为是对日本条件的断然拒绝。什么叫“服从于”一个外国将军？这不就是把天皇当成傀儡吗？什么又叫“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确定”？这不就是要搞全民公投，废除天皇制吗？这绝对不能接受！他们怒吼着，除非盟国给出明确的保证，否则日本必须战斗到底！
而主和派的东乡茂德等人，则长舒了一口气。他们认为，这份照会的潜台词，其实是默认了天皇的地位。只要天皇能合作，盟军就不会动他。这种措辞，已经是盟国能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了，再抵抗下去，就真的什么都剩不下了。
从8月12日到14日，东京的上空充满了紧张的空气。内阁里吵成一锅粥，谁也说服不了谁。而美国人呢，也没闲着。他们派出了成群的B-29轰炸机，但这次没扔炸弹，而是撒下了数百万份传单。传单上，用日文印着日本政府的投降提议和盟国的回复。
这一招，太狠了。它等于把高层之间的秘密谈判，直接公之于众，捅给了日本老百姓。这一下，普通日本民众也知道了，原来政府已经在考虑投降了。这极大地削弱了主战派在国内的民意基础，让他们那种“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口号，显得更加苍白无力。
国家已经濒临军事政变和内部分裂的边缘。到了8月14日上午，实在没辙的首相铃木，只好再一次恳请天皇出面，召开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还是在那个阴暗的防空洞里。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丰田副武这三位军方大佬，又一次陈述了应该继续战争，或者至少要求盟国进一步澄清条件的理由。阿南惟几说得尤其激动，他说，如果现在投降，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灵将无法安息，帝国陆军还有最后一战的决心和力量！
所有人都说完了。裕仁天皇，进行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干预。
他平静地说：“我已经仔细听取了所有的不同意见，但我自己的看法，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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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确表示，他认为盟国的回复，是可以接受的。他再一次提到了国民正在遭受的巨大苦难，以及国家可能彻底沦为一片焦土的危险。
最后，他下达了命令：内阁必须立即起草接受盟国条款的诏书，并准备向全国广播，以结束战争。
这个决定，是最终的，不容再有任何异议的决定。
这几天的核心戏剧冲突，其实就围绕着一个概念：“国体”的维护。
对于美国这些西方盟国来说，“无条件投降”是写在《波茨坦公告》里的，是珍珠港事件后就定下的明确战争目标，没得商量。
而对于日本的领导层，特别是军方来说，“国体”——这个独特的、带有神圣光环的天皇政体——是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它是日本民族认同感的核心，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基石。
伯恩斯照会的“模糊性”，现在看来，是一次非常高超的外交手段。它既没有给日本主战派所要求的“明确保证”，让他们可以继续闹下去；也没有直接否定天皇的地位，从而把主和派逼到绝路。它留下了一个足够大的解释空间，让主和派和天皇本人，可以把它解读为“盟国已经默许了”，从而体面地走下台阶。
日本内阁内部这几天的所有冲突，说白了，就是一场围绕着如何解读这句含糊其辞的外交辞令的斗争。而最终，是天皇，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威，给这场争斗，画上了一个句号。
8月14日，当天皇做出最终的投降决定后，消息很快就在陆军省内部传开了。一群年轻的、思想狂热的少壮派参谋军官，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他们的领头人，是一个叫畑中健二的陆军少佐。在他们看来，投降，是对天皇、对国家、对所有阵亡将士的最大背叛。他们不能接受，也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一个疯狂的计划，在他们脑中形成：发动政变，阻止投降！
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第一步，率领部队占领皇宫（日语叫“宫城”），把天皇“保护”起来，隔绝他和主和派大臣们的联系；第二步，找到并销毁即将向全国广播的天皇投降演说的录音唱片；第三步，以“清君侧”的名义，鼓动驻扎在东京的东部军和全国所有部队起义，推翻现在的内-阁，继续和盟军战斗到底。
这个计划听着挺吓人，但要想成功，有一个关键人物的支持必不可少，那就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他是整个陆军中威望最高、权力最大的人，只要他点头，整个陆军都可能跟着动起来。
于是，畑中健二带着他的一帮同伙，三番五次地去恳求阿南，希望他能站出来，领导这场“救国”政变。
此时的阿南惟几，内心正经历着地狱般的煎熬。一方面，他从个人感情上，是坚决反对投降的，他甚至对这帮年轻军官的“爱国热情”感同身受，惺惺相惜。但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军人，服从天皇的命令，是刻在他骨子里的天职。天皇已经下达了“圣断”，他不能违抗。
这种忠君思想和个人信念的剧烈冲突，几乎把他撕裂了。最终，在反复的挣扎之后，他拒绝了畑中等人的请求。他没有明确支持政变。
这个决定，对叛乱的失败，是致命的。
但畑中健二这帮人，已经是铁了心，一条道要走到黑了。就算没有陆军大臣的支持，他们也要干！
8月14日深夜，政变开始了。畑中伪造了阿南惟几的命令，成功地说服了负责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的一个联队，跟着他们一起行动，占领了皇宫。
当时近卫师团的师团长，是一个叫森赳的中将。当他发现自己的部队被调动，并明白畑中等人的意图后，他严词拒绝加入叛乱。疯狂的畑中，竟然拔出枪，当场就把森赳师团长给打死了。
杀了长官之后，叛乱军官们冲进了皇宫，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疯狂地搜查。他们在找什么？他们在找两张黑胶唱片。
原来，为了确保广播顺利，天皇的投降演说在当天晚上已经提前录制好了，存在两张唱片上。叛乱军官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两张唱片找出来，毁掉它！
然而，皇宫里的宫内省职员们，早就料到可能会有这么一出。他们机智地把唱片藏了起来。关于藏在哪儿，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是藏在了一个装满了宫女换洗衣物的篮子里，偷偷地运出了皇宫。总之，叛乱军官们把皇宫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那两张关键的唱片。
天，渐渐亮了。政变，也开始走向失败。
驻扎在东京的东部军区，始终对天皇保持着忠诚。其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在得知皇宫发生叛乱后，立刻调动部队包围了皇宫，并明确表示绝不加入叛乱。
得不到高层支持，又找不到录音唱片，畑中健二的叛乱，失去了所有的动力。他做了最后一次挣扎，带着几个人冲进了国家广播电台，想用武力抢占话筒，自己向全国发表讲话，但被电台的工作人员死死拦住，最终失败了。
到了天亮时分，这场短暂而混乱的政变，彻底失败了。畑中健二，在皇宫前的广场上，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8月15日拂晓，就在“宫城事件”的闹剧刚刚落幕时，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他自己的官邸里，换上了一身洁白的军服，以最传统的方式——切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留下了一封简短的遗书，写着：“我以一死，来向天皇谢罪”。
这个“大罪”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没能带领日本打赢战争的战败之罪，还是指没能管束好部下、让他们发动了叛乱的失职之罪？后人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他的死，象征着日本军方那种顽固的、疯狂的抵抗意志，在精神层面上的彻底终结。
1945年8月15日，正午12点整。
全日本所有的收音机里，在播报员紧张地宣布“接下来，将有非常重要的玉音放送”之后，先是响起了一遍日本国歌《君之代》，然后，一个略带尖细、夹杂着杂音的声音，传了出来。
“朕深鉴世界大势与帝国现状、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忠良尔臣民：”
“朕使帝国政府、对米、英、支、苏四国、旨通告受诺其共同宣言。”
“抑图帝国臣民康宁、偕万邦共荣之乐者、皇祖皇宗之遗范、而朕之所拳拳不措也。曩所以宣战米英二国、亦实庶几出乎帝国自存与东亚之安定。如排他国主权、侵领土者、固非朕志。然交战已阅四岁、朕陆海将兵之勇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不拘于尽最善、而战局必不好转、世界大势亦非利我。加之敌新使用残虐爆弹、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真至不可测。而尚继续交战、终非但招来我民族之灭亡、延可破却人类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赤子、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哉。是朕所以使帝国政府至应共同宣言也。”
“朕对与帝国共终始协力于东亚解放诸盟邦、不得不表遗憾之意。致想帝国臣民、死于战阵、殉于职域、毙于非命者、及其遗族、五内为裂。且至负战伤、蒙灾祸、失家业者之厚生、朕之所深轸念也。惟今后帝国之受苦难、固非寻常、尔臣民之衷情、朕善知之。然朕时运所趋、堪难堪、忍难忍、欲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兹得护持国体、信倚忠良尔臣民之赤诚、常与尔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滥滋事端、或如同胞排挤、互乱时局、为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者、朕最戒之。宜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总力于将来之建设、笃道义、巩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可期不后于世界之进运矣。尔臣民、其克体朕意！”
那一刻，整个日本，仿佛时间都静止了。无数日本人，无论是在工厂、在田间、还是在废墟中，都跪在地上，冲着皇宫的方向，默默地聆听。
这是日本普通民众，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他们心目中“神”的声音。
但问题是，他们听不懂。
天皇的这篇演说，使用的语言是极其正式、古奥的宫廷日语，混杂了大量的汉字词汇（也就是所谓的“汉文训读体”），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就连一些官员听着都费劲。
整个演讲中，天皇从头到尾，都没有用过“投降”或者“战败”这样的字眼。他只是拐弯抹角地说，日本决定通过“非常之措施”来“收拾时局”，并且决定“接受其联合宣言之条款”。
他还巧妙地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敌人使用了“新型残忍之炸弹”，如果再打下去，就会导致“我民族之灭亡”，甚至“人类文明之灭绝”。这么一说，投降反而成了一种为了拯救人类、开创“万世之太平”而做出的高尚牺牲。
广播结束后，很多日本人还是一脸茫然。直到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加以解释，人们才慢慢反应过来：啊，战争，结束了。我们，输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出来，整个世界都沸腾了。从中国的陪都重庆到美国的华盛顿，从英国的伦敦到苏联的莫斯科，大街小巷全都被欢呼的人群给塞满了。在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一个兴奋的年轻水兵，看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女护士，上去抱住就亲，这个瞬间被摄影师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抓拍了下来，成了那张流传后世的经典照片——《胜利之吻》。
老百姓们欢庆胜利，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首先，投降不能只是口头说说，得有个正式的仪式。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肩上。
紧接着，在日本国内，首相铃木贯太郎一看，自己这个“投降内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立刻宣布内阁总辞职。裕仁天皇赶紧任命自己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出任新首相，组建一个皇族内阁，好稳定国内的局势。
8月28日，第一批美军部队，在日本的土地上登陆。
9月2日，一个将被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
地点，是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一场隆重的投降签字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为啥要在战列舰上搞？这里面其实也牵扯到美国陆军和海军的明争暗斗。既然投降仪式由陆军的麦克阿瑟将军主持，那地点就得给海军一个面子，放到海军的军舰上。为啥是“密苏里号”？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他的老家就在密苏里州，这算是拍总统的马屁。
那天早上，东京湾里密密麻麻停满了盟国的各式军舰，蔚为壮观。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的将旗，在密苏里号的主桅杆上升起。同盟国各国的代表陆续登船。船上所有的美国官兵，都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准备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不过，他们穿的都是便装（常服），而且特意没系领带，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日本人的轻蔑。
不一会儿，麦克阿瑟也登上了密苏里号。于是，舰上又升起了一面陆军五星上将的旗子。一艘军舰上，同时飘扬着两面五星上将旗，这在美国海军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上午9点整，仪式正式开始。
一艘小艇，把11个垂头丧气的日本代表送到了密苏里号的舷梯下。为首的，是刚刚上任的外务大臣重光葵，和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
这个重光葵，早年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的爱国义士尹奉吉用炸弹炸断了一条腿，所以他得拄着拐杖，装个假肢。只见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燕尾服，戴着高高的礼帽，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异常艰难地爬上战舰的甲板。而梅津美治郎和他身后的几个军官，则故意穿着皱皱巴巴的军服，连军靴都没擦，一脸的不屑和顽固。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我们来这儿，是奉了天皇的命令，不是我们自己愿意投降的。
等他们站好后，军乐队奏响了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然后，麦克阿瑟才在一片闪光灯中，走上甲板。他身后站着一排同盟国的代表：代表美国的尼米兹海军上将、代表中国的徐永昌上将、代表英国的弗雷泽元帅、代表苏联的杰列维扬科中将……等等。
船上的水兵们，为了看清这个场面，把所有能站的地方都占满了，连密苏里号那巨大的主炮炮管上，都坐满了人。
经过简短的牧师祈祷后，麦克阿瑟走到麦克风前，发表了简短而有力的演说，然后宣布，命令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重光葵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前，准备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签字。可他刚一坐下，手里的拐杖“啪”地一下掉在了地上。他弯腰去捡拐杖，手里的礼帽又不知道该放哪儿，掏钢笔的时候又一阵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收拾利索了，一抬头看投降书，又懵了，两份文件，厚厚的一叠，他不知道该在哪儿签字。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看不下去了，走过去，用手指着签字的地方，他才颤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下一个是梅津美治郎。这位陆军大佬，连看都没看投降书一眼，甚至都没坐下，就那么站着，草草地签了字。
日本人签完，就轮到战胜国代表签字了。
麦克阿瑟第一个坐下，代表盟军总司令签字。他一向喜欢出风头，怎么可能放过这么一个载入史册的表演机会。只见他不紧不慢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六支不同的派克钢笔。
然后，他开始签字，每支笔，就写几个字母。
签完后，他把第一支笔，送给了站在他身后的温莱特将军。这位将军在菲律宾被俘，在战俘营里被折磨了三年多，瘦得皮包骨头。第二支笔，送给了英国的帕西瓦尔将军，他也是在新加坡投降后，当了三年多的战俘。后面三支笔，分别送给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最后，一支粉红色的小钢笔，他装回口袋，说要留着送给他的夫人。
麦克阿瑟签完后，尼米兹、徐永昌等各国代表，依次上前签字。
结果，到加拿大代表科斯格列夫上校签字的时候，出了个小岔子。这位上校在一战的时候，瞎了一只眼睛，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一紧张，把自己的名字签到了下一行，签到了法国代表的位置上。这下可好，他后面的法国、荷兰、新西兰代表，一看他签错了，也只能将错就错，跟着他一起往下串行签了。
旁边的重光葵一看，赶紧跟麦克阿瑟说：“将军，这不行啊！这么重要的历史文件，怎么能签串行了呢？要不，咱们改天重签吧？”
麦克阿瑟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小问题。回头我让萨瑟兰给你们划个线，批注一下就行了。”
就这样，这份带着点小瑕疵，但却无比重要的投降书，一式两份，一份被保存在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另一份，则被收藏在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史料馆里。直到今天，如果你去看原件，还能看到科斯格列夫上校签串行的笔迹。
签字仪式结束一周后，9月9日，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原中央军校的大礼堂里，由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主持，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的投降仪式。日本在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何应钦在仪式后发表演讲，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启新纪元。”
接下来的几天里，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越南、在泰国……在所有被日本侵略过的土地上，残余的日军，纷纷向盟军放下了武器。
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算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历时整整6年零1天之后，终于，正式宣告结束了。
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场苦难，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整整14年的浴血奋战，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和平的曙光，终于降临。但是，战争的结束，不代表一切的终结。对法西斯罪行的清算，才刚刚开始。
下一回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去看看对纳粹德国的纽伦堡大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