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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王阳明，以 “心学” 实践 “行藏”。任南赣巡抚时，平定宁王之乱、治理地方，是 “用之则行”，提出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将 “行” 与 “心” 结合；被贬龙场驿时，“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悟 “格物致知” 之旨，是 “舍之则藏” 中的悟道。他的 “行藏” 以 “致良知” 为核心 —— 被用时 “知行合一”，不被用时 “静处体悟”，实现了内外的统一。
六、智勇相济的历史例证：从战场到朝堂
韩信的 “背水一战”，体现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战前他 “先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史记?淮阴侯列传》），看似冒险，实则 “知赵将不用广武君策”，先谋后勇；战中 “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以谋取胜。这种 “勇” 是建立在 “知彼知己” 之上的，与 “暴虎冯河” 的鲁莽截然不同。
诸葛亮的 “空城计”，是 “好谋而成” 的经典。面对司马懿大军，他 “焚香操琴”（《三国演义》），看似冒险，实则深知司马懿 “多疑”，先谋算对方心理，再以 “勇” 设局。这种 “勇” 是 “谋” 的外在表现，正如《三国志?诸葛亮传》“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但关键时刻的谋断仍显智勇相济。
郭子仪的 “单骑退回纥”，展现 “临事而惧” 后的大勇。唐代宗时，回纥与吐蕃联兵入侵，郭子仪 “免胄释甲投枪而进”（《旧唐书?郭子仪传》），单骑见回纥可汗，先以 “昔与公等周旋，何日忘之？今故来相叙，何忽至于此？” 动之以情，再以 “吐蕃无道，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之亲，吞噬我边鄙，焚荡我畿甸” 晓之以理，最终说服回纥反戈。这种 “勇” 源于对局势的判断（谋）和对自身威望的自信，是 “好谋而成” 的体现。
曾国藩的 “结硬寨，打呆仗”，是 “临事而惧” 的实践。与太平天国作战时，他不贪奇谋，而是 “筑垒如城，掘壕如川”（《曾文正公全集》），先确保自身稳固，再逐步推进。这种 “惧” 不是胆怯，而是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的审慎，最终以 “谋” 胜 “勇”，体现了儒家 “中庸” 在军事中的应用。
七、行藏之道的当代诠释：从职场到人生
职场中的 “行藏” 智慧，表现为 “被任用则全力以赴，不被信任则沉淀提升”。如华为的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被委以重任时 “行”—— 冲锋在前；轮岗或待命时 “藏”—— 学习充电，这种 “行藏” 不是消极等待，而是 “厚积薄发” 的准备，与孔子 “藏” 的蓄能一致。
创业中的 “智勇相济”，体现为 “大胆尝试前的充分调研，果断决策后的细致执行”。马云创立阿里巴巴前，“先做市场调研，走访欧美”，是 “好谋”；创立后 “十八罗汉” 坚持创业，是 “勇”；面对互联网泡沫破裂，“收缩战线，聚焦核心业务”，是 “临事而惧” 后的调整。这种 “勇” 与 “谋” 的结合，使创业从冒险变为可控。
个人成长中的 “行藏”，是 “顺境时拓展边界，逆境时深耕内在”。如学者季羡林 “文革” 中被下放，“藏” 于牛棚仍坚持研究；改革开放后 “行” 于学界，成为国学大师。这种 “行藏” 不以外部环境为转移，而以 “进德修业” 为核心，与颜渊 “不改其乐” 的精神相通。
国际关系中的 “智勇相济”，表现为 “谈判时的据理力争（勇），决策前的多方磋商（谋）”。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先 “谋”—— 调研各国需求、制定合作框架；再 “行”—— 签署合作协议、推进项目落地，体现 “好谋而成”；面对质疑时 “临事而惧”—— 回应关切、调整方案，最终实现共赢，是现代版的 “智勇相济”。
八、行藏的本质：内在与外在的平衡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的本质，是 “内在坚守” 与 “外在适应” 的平衡。“行” 时不迷失于外在评价，如孔子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以 “东周” 理想为导向；“藏” 时不封闭于内在世界，如孔子 “退而讲学”，将内在坚守转化为教育传承。这种平衡避免了 “狂”（只行不藏）与 “狷”（只藏不行）的极端，正如《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 是行藏的理想状态。
“行藏” 的平衡需 “知时” 与 “知命” 结合。《论语?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命” 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时” 是时机的变化。孔子 “五十而知天命”，深知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故能 “行” 时尽力，“藏” 时安心，这种 “知命” 不是宿命论，而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如《周易?系辞》“变通者，趋时也”，行藏的关键在 “趋时”。
“行藏” 的现代价值，在于对抗 “成功学” 的单一标准。现代社会常以 “行”（成就）为唯一价值，忽视 “藏”（沉淀）的意义，而 “舍之则藏” 提醒我们：内在的充实比外在的繁华更重要。如作家路遥 “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躲在煤矿招待所，几年不被关注（藏），作品出版后影响深远（行）”，这种 “行藏” 证明：真正的价值不取决于曝光度，而在于内容的厚度。
九、智勇的核心：勇为谋之基，谋为勇之导
“勇” 与 “谋” 的关系，是 “体” 与 “用” 的结合 —— 勇是 “体”，是行动的动力，如子路的 “勇” 是其行动力的基础；谋是 “用”，是行动的方向，如孔子的 “谋” 为子路的 “勇” 导航。没有勇的谋是空想，如赵括 “纸上谈兵”；没有谋的勇是盲动，如项羽 “垓下之败”，二者缺一不可，正如《吴子?论将》“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临事而惧” 的 “惧”，是 “谋” 的起点。《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戒” 与 “惧” 相通，都是对自身局限的警惕。这种警惕促使 “好谋”—— 如曾国藩 “每日三省吾身”，在反思中完善策略，使 “勇” 不逾矩，“谋” 有方向。
“智勇相济” 的现代诠释是 “情商” 与 “智商” 的结合。“勇” 对应情商中的 “抗压能力”“决断力”；“谋” 对应智商中的 “分析能力”“规划力”。研究表明，成功人士多具备二者的平衡 —— 如乔布斯 “勇” 于创新（推出 iPhone），“谋” 于设计（用户体验调研），这种 “智勇相济” 使其产品改变世界，与孔子的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异曲同工。
十、行藏与智勇的当代意义：在变化中坚守
在 “不确定性” 成为常态的现代社会，“行藏” 智慧提供了应对之道。“用之则行” 转化为 “抓住机遇时的积极作为”，如疫情期间医护人员 “逆行” 驰援（行）；“舍之则藏” 转化为 “防控隔离时的耐心坚守”（藏），这种 “行藏” 以 “生命至上” 为核心，展现了危机中的担当与韧性。
“智勇相济” 在信息时代表现为 “获取信息时的审慎（惧），处理信息时的理性（谋），行动时的果敢（勇）”。面对网络谣言，先 “惧”—— 不轻信、不传播；再 “谋”—— 查证来源、分析真伪；最后 “行”—— 澄清事实、抵制谣言，这种能力是信息时代的 “生存智慧”，与孔子的教诲一脉相承。
“行藏” 与 “智勇” 的结合，是应对 “内卷” 与 “躺平” 的良方。不盲目 “行”（内卷），也不消极 “藏”（躺平），而如《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该 “行” 时 “笃行”，该 “藏” 时 “慎思”，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成长，这种智慧比极端的 “内卷” 或 “躺平” 更具可持续性。
十一、行藏与智勇的终极意义：人生的艺术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与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的终极意义，是人生艺术的呈现 —— 既不是被动适应的随波逐流，也不是强行改变的刚愎自用，而是如水流般 “遇方则方，遇圆则圆”，在适应中保持坚守，在坚守中灵活应变。孔子的一生正是这种艺术的写照：周游列国是 “行” 的执着，整理六经是 “藏” 的智慧；夹谷之会是 “勇” 的担当，退而讲学是 “谋” 的深远。
从孔子与颜渊的共鸣到子路的成长，从历史人物的践行到当代人的实践，“行藏有度，智勇相济” 的智慧始终未变。它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于 “行” 或 “藏” 的单一选择，而在于选择背后的 “道” 之坚守；行动的成败不在于 “勇” 或 “谋” 的孤立发挥，而在于二者结合的 “时中”—— 合于时宜，恰到好处。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行藏” 与 “智勇” 的智慧像指南针，帮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方向：被任用时，如孔子般 “其为东周” 的担当；不被任用时，如颜渊般 “不改其乐” 的坚守；行动时，如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的审慎与果敢。这种智慧不是教科书上的教条，而是融入生活的实践，正如孔子与弟子的对话，穿越两千五百年，仍在指引我们如何在人生的考场中，交出属于自己的答卷 —— 行藏由心，智勇相随，不负初心，不负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