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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在杏坛的槐树下，望着颜渊整理竹简的背影，忽然开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颜渊停下手中的韦编，抬头应道：“夫子之道，渊愿行之；若不被用，藏于箧笥亦甘。” 一旁的子路按捺不住，握着腰间的剑问：“子行三军，则谁与？” 孔子转过身，目光落在他的剑柄上：“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记载的这段对话，像一把双刃剑，一面刻着 “行藏” 的处世智慧，一面铸着 “智勇” 的行事准则。“用之则行” 是进取的担当，“舍之则藏” 是退守的坚守；“临事而惧” 是审慎的态度，“好谋而成” 是智慧的实践。从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到后世的践行，这种 “行藏有度，智勇相济” 的智慧，始终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指南。
一、用之则行：担当的勇气
“用之则行” 的 “用”，是被任用、被信任，《说文解字》“用，可施行也”，指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行” 是践行、推行，《说文解字》“行，人之步趋也”，引申为施展主张。孔子的 “行” 不是盲目的进取，而是 “道” 的实践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当 “道” 有机会推行时，便 “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这种 “行” 带着明确的价值指向，如《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进取是对天道的呼应。
春秋时期的 “用” 与 “行”，常与政治机遇绑定。孔子五十一岁任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孔子家语?相鲁》），这是 “用之则行” 的初试；五十六岁 “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参与齐鲁夹谷之会，以周礼挫败齐国阴谋，“归而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这是 “行” 的高峰。他的 “行” 有清晰的路径：从地方治理到国家政务，从礼仪规范到政治革新，步步围绕 “克己复礼” 的核心，正如《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行” 的前提是自身的正道。
“行” 的本质是 “道济天下” 的担当。《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问：“赐也何如？” 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 曰：“瑚琏也。” 瑚琏是宗庙重器，而孔子期待的 “行” 不止于器物之用，而要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当冉有问 “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 “教之”（《论语?子路》），从富民到教民，展现 “行” 的层次 —— 不仅解决物质需求，更要提升精神境界，这种担当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功利。
“行” 的考验在逆境中更显珍贵。孔子周游列国时，“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论语?先进》），却始终 “讲诵弦歌不衰”。在陈绝粮时，子路愠怒：“君子亦有穷乎？” 孔子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这种 “穷而不滥” 的坚守，让 “行” 突破了外在条件的限制 —— 即使不被任用，内心的 “道” 仍在践行，正如《周易?困卦》“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困境中的 “行” 是精神的坚守。
二、舍之则藏：退守的智慧
“舍之则藏” 的 “舍”，是不被任用、被舍弃，《说文解字》“舍，市居曰舍”，引申为放弃、不用；“藏” 是收敛、蕴蓄，《说文解字》“藏，匿也”，指将才能与主张收敛起来。孔子的 “藏” 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从容，如《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退守是对时机的尊重。
“藏” 的表现形式多样，核心是 “守道不辱”。孔子晚年返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这是 “藏” 的政治选择；他 “退而修《诗》《书》《礼》《乐》”，删订六经，这是 “藏” 的文化实践。《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即使到蛮荒之地，“藏” 的也是君子之道，而非随波逐流。
“藏” 与 “隐” 的区别在于 “心不隐”。《论语?微子》记载的 “隐者” 如长沮、桀溺，主张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是彻底的归隐；而孔子的 “藏” 是 “道在己身” 的坚守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文化的火种仍在心中，只是不强行推行。这种 “藏” 如《礼记?中庸》“道其不行矣夫” 的叹息，带着对现实的清醒，却无对理想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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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的价值在长远传承。孔子整理六经，使 “文武之道” 不至于 “坠于地”（《论语?子张》），这种 “藏” 比一时的 “行” 更具生命力。《史记?孔子世家》评价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他的 “藏” 为后世 “行” 奠定了基础 —— 孟子 “言必称尧舜”，董仲舒 “独尊儒术”，朱熹 “集注四书”，都是对孔子 “藏” 的继承与发扬，正如《周易?系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藏” 是 “通” 与 “久” 的过渡。
三、惟我与尔：颜渊与孔子的共鸣
颜渊能与孔子共鸣 “行藏” 之道，源于其 “安贫乐道” 的境界。《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这种 “乐” 不是对贫困的麻木，而是对 “道” 的专注 ——“用之” 时能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论语?为政》），“舍之” 时能安于陋巷，正如《孔子家语?颜回》记载他 “不迁怒，不贰过”，情绪与行为的稳定使他能从容应对进退。
颜渊的 “行” 体现在对 “仁” 的追求。他问 “仁”，孔子答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他回应 “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将 “行” 落实到具体的克己实践；当孔子称赞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可见其 “行” 的持续性。这种 “行” 不依赖外在认可，而源于内在自觉，与孔子 “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主张完全契合。
颜渊的 “藏” 展现 “不怨天尤人” 的修养。《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虽是孔子的自述，却可用来形容颜渊。他在 “用之” 无望时，从未抱怨 “世无知己”，而是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地钻研学问，这种 “藏” 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蓄能，如《周易?乾卦》“潜龙勿用”，潜藏是为了时机成熟时的 “飞龙在天”。
孔子与颜渊的共鸣，是 “道同” 的默契。《论语?先进》记载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这种 “不说”（悦）不是盲从，而是深刻理解后的认同 —— 对 “行藏” 之道的共同领悟，使他们超越师生关系，成为精神上的同道。正如《礼记?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颜渊是孔子 “行藏” 之道的最佳知音。
四、子路之问：勇与谋的辩证
子路问 “子行三军，则谁与”，源于其 “好勇” 的特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这种勇武使他在战场上无畏，却也让他对 “行藏” 中的 “藏” 缺乏理解。他关注的是 “行三军” 的伙伴，隐含对自身勇武的自信，却未深思 “勇” 的边界，这种提问恰好为孔子阐述 “智勇相济” 提供了契机。
“暴虎冯河” 的批判，指向 “勇而无谋” 的危险。“暴虎” 是徒手搏虎，“冯河” 是徒步过河（《尔雅?释训》“冯河，徒涉也”），都是鲁莽之举。孔子批评这种 “死而无悔” 不是真正的勇，而是 “匹夫之勇”（《孟子?梁惠王下》）。《论语?阳货》记载孔子告诫子路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强调勇需以义为准则，否则会酿成祸乱。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的提出，确立 “智勇相济” 的标准。“临事而惧” 不是恐惧，而是 “戒慎恐惧”（《礼记?中庸》）的审慎，如《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的战前评估；“好谋而成” 是重视谋划以达成目标，如《论语?述而》“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谋是勇的导航。这种 “惧” 与 “谋” 的结合，使勇从盲目变为理性，如《周易?师卦》“师出以律，否臧凶”，军事行动需纪律与谋划，否则凶险。
子路后来的成长，体现对 “好谋” 的践行。《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子路在卫国政变中，面对蒯聩的叛乱，不是贸然冲锋，而是 “结缨而死”—— 系好帽缨再战斗，既保持了君子尊严（勇），也体现了临事的从容（谋）。孔子听闻后 “哭之恸”，或许正是看到子路在勇中融入了审慎，实现了 “好谋而成” 的精神成长。
五、行藏之道的历史实践：从孔门到后世
孟子对 “行藏” 的发展，提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达则兼济” 是 “用之则行” 的扩展，不仅个人施展抱负，更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穷则独善” 是 “舍之则藏” 的深化，在不被用时仍 “修身见于世”。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时 “说之以仁政”，是 “行”；被拒后 “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是 “藏”，这种实践与孔子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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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张良，堪称 “行藏” 的典范。辅佐刘邦时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是 “用之则行”；汉朝建立后 “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史记?留侯世家》），是 “舍之则藏”。他的 “行” 有谋，“藏” 有度，既避免了韩信 “兔死狗烹” 的结局，又保全了功名，正如《史记?留侯世家》“子房之术，可谓审矣”，审时度势的智慧使其行藏自如。
唐代的魏征，以 “行” 为主，却不失 “藏” 的智慧。辅佐唐太宗时，“犯颜直谏” 二百余事，推动 “贞观之治”，是 “用之则行”；他深知 “伴君如伴虎”，晚年 “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旧唐书?魏征传》），既保留直谏记录（行），又避免过度张扬（藏）。这种 “行而有节” 的智慧，使他成为 “一代名相”，善始善终。
宋代的范仲淹，将 “行藏” 升华为 “忧乐” 情怀。“庆历新政” 时推行改革，“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是 “用之则行”；改革失败后被贬邓州，写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是 “舍之则藏” 中的胸怀。他的 “行” 不是为个人功名，“藏” 不是消极避世，而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的担当，拓展了 “行藏” 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