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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我们说到，1944年初夏，整个太平洋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马里亚纳群岛。这里，是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天王山，也是美国B-29战略轰炸机唯一理想的前进基地。为了这场决定国运的战役，日本海军在经历了两位司令长官接连殒命的“多事之秋”后，由新任司令丰田副武大将，压上了帝国最后的海上赌注——“阿号作战”。而美国方面，则集结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两栖攻击舰队，准备一举砸开日本的国门。两支庞大的舰队，正从不同的方向，驶向同一个宿命的交汇点。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决战，即将拉开序幕。
在正式讲述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海战之前，我们先解剖一下日军这份被寄予厚望的“阿号作战”计划。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看似精妙的计划，从诞生之日起，就建立在一系列致命的、错误的评估之上。它是一座用回忆和幻想搭建起来的沙滩城堡，注定要被现实的巨浪，拍得粉碎。
“阿号作战”的核心，是日本海军迷信了几十年，近乎将其奉为宗教信条的“舰队决战”思想。
之前咱们说过，日本人打仗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怪癖，就是总想着开战即决战，一战定乾坤。这种思想，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那场辉煌的对马海峡海战，有莫大的关系。在那场战斗中，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以极小的代价，一举全歼了远道而来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
这场胜利，给日本海军打了一针长达四十年的“兴奋剂”。“通过一次决定性的海上会战，彻底摧毁敌方主力，从而迫使其求和”，这套逻辑，从此成为了日本海军不可动摇的战略信条。人嘛，总是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用过去成功的经验，来解决现在所有的问题。从中途岛到瓜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复制对马的奇迹，结果一次又一次地撞得头破血流。
到了1944年，随着太平洋战局的急转直下，这想不决战也不行了。塞班岛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这场战役，被整个日本高层，提升到了决定国运的高度。时任首相的东条英机，在给塞班岛指挥官的训示中，用近乎咆哮的语气说道：“日本帝国的命运，取决于你们此次作战的结果！”
“阿号作战”，就是这股“决战狂热”的最终产物。
这种“阿号作战”的计划书，你会觉得它似乎很完美。但这里面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执行这个计划的人，已经不行了。
日本海军曾经拥有世界上最顶尖、最精锐的飞行员。1941年偷袭珍珠港时，那些驾驶着“零”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平均拥有约800小时的飞行经验，是名副其实的“空中武士”。
但日本的飞行员培养与使用体系，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他们把这些精英，当作消耗品来使用。这些王牌飞行员，被持续地投入一线作战，直到在空战中被击落、战死。他们宝贵的经验，无法像美军那样，通过轮换制度，回到后方，传承给新一代的飞行员。
到了1944年，这个问题的恶果，彻底爆发了。
由于燃油的极度短缺和训练时间的被大幅压缩，新补充到航母上的飞行员，素质堪忧。许多新飞行员的总飞行时间，还不足300小时，有些人甚至只有区区100小时。他们就像一群刚刚拿到驾照的高中生，却要被派去参加F1方程式赛车。
机动部队指挥官小泽治三郎，在战后也痛苦地承认，他的飞行员“训练非常不足”。他说：“他们虽然能在白天勉强地在航母上降落，但完全不具备夜间和复杂气象下的作战能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的飞行员，在投入战斗前，至少拥有525小时的飞行时间，其中有大量的时间，是在与航母的协同训练中度过的。美军完善的轮换制度，让经验丰富的老鸟，可以回到后方担任教官，使得整个飞行员培养体系，形成了一个不断进步的良性循环。
除了人的问题，装备的问题也同样严重。
日本的“零”式战斗机，虽然以其超远的航程和卓越的机动性着称。但这是以牺牲一切防护为代价换来的。它普遍缺乏有效的装甲保护和自封油箱。一旦被美军的12.7毫米机枪子弹击中，极易起火燃烧，变成一个空中火球。美军飞行员们，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绰号——“空中打火机”。
在看不见的电磁领域，双方的差距更是如同天壤之别。
此时的美军舰队，已经普遍装备了高性能的舰载搜索雷达。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出了一套高效的“作战信息中心”（CIC）系统。在CIC里，雷达官、通讯官、战斗机引导官协同工作，能将雷达发现的目标信息，迅速处理，并精确地引导己方战斗机，前往最佳的拦截位置。
小泽舰队的雷达，不仅性能差，探测距离近，而且未能形成体系化的预警和指挥网络。他们发现目标，靠的还是传统的“目视搜索”，指挥飞机，靠的还是原始的旗语和无线电喊话。在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上，日军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军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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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阿号作战”在战略上，是一次被逼到墙角的绝望豪赌；而在战术上，它却荒谬地依赖于一支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已不复存在的精英力量。
日本的指挥官们，似乎仍然沉浸在1941年战争初期的辉煌记忆中，用旧时代的标准，来规划1944年的战争。他们将那些素质严重下滑的飞行员和性能落后的飞机，简单地视为可以填入作战计划的数字，却忽略了这些数字背后，早已不堪一击的真实战斗力。
这种在战略评估上的灾难性失误，使得“阿号作战”，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场走向毁灭的悲剧。
就在小泽舰队还在向马里亚纳集结时，斯普鲁恩斯指挥的第五舰队，已经提前开始了一系列“清场”工作。他们首先用舰载机，对马里亚纳群岛上的日军岸基航空兵力，进行了毁灭性的压制。
6月15日，美军地面部队，在特纳将军的指挥下，顺利登陆塞班岛。
也就在这一天，美国潜艇部队，送来了决定性的情报大礼：
18:35：潜艇“飞鱼号”，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发现了小泽的主力舰队。
19:45：潜艇“海马号”，在苏里高海峡北部，发现了另一支日本舰队。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更多的潜艇接触报告，源源不断地传到斯普鲁恩斯的旗舰上。一张清晰的、显示着日军舰队动向的大网，已经在他面前展开。
面对即将到来的决战，美军的两位核心指挥官——第五舰队总司令斯普鲁恩斯，和第58特遣舰队直接指挥官米切尔，之间却产生了一场着名的战术分歧。
总指挥官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在他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上，思考的重心始终是整个行动的最终目标：成功夺取马里亚纳群岛。在他看来，保护在塞班岛滩头阵地以及周边海域运输船上超过12万名士兵的生命，是他不可推卸的、至高无上的责任。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服务于这一最高战略目标，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在他麾下，第58特遣舰队的直接指挥官，是性格迥异的米切尔中将。作为一名资深飞行员出身的航母专家，米切尔的世界观更为纯粹和专注：他的使命就是指挥这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航母特混舰队，像一个好斗的拳击手一样，主动出击，找到并彻底摧毁敌人的舰队。
这种指挥理念的差异，在6月18日至19日的那个关键夜晚，达到了顶点。米切尔及其幕僚，根据潜艇发来的情报，力主舰队全速西进，以便在黎明时分，抢先捕捉到日本舰队并发动致命一击。
然而，斯普鲁恩斯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他的谨慎并非胆怯，他认为日军极其擅长使用“分兵合击”和佯动欺骗的战术。他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潜艇发现的，就是日本的全部海上力量。万一这只是诱饵，而日军主力趁机绕道，突袭塞班岛脆弱的登陆场，那将是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
在情报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斯普鲁恩斯做出了一个令麾下飞行员们极度失望的决定：舰队在夜间，非但不能西进，反而要略微向东航行，以确保自己始终处于能够有效掩护塞班岛的防御阵位上。
这一决策，表面看是一种战略收缩，却在无意之间，将第58特遣舰队，置于一个完美的、以逸待劳的防御位置。他为即将到来的空中屠杀，布下了一张看不见的天罗地网。这种指挥层面的分歧，并非简单的“谨慎”与“好斗”的性格冲突，而是源于他们各自职责范围的结构性必然。斯普鲁恩斯为整个战役的战略全局负责，而米切尔则为航母这一战术兵器的效能最大化负责。最终，战略家的深思远虑，压倒了战术家的格斗本能。
6月19日上午，小泽治三郎按计划发动了攻势。他并不知道，自己引以为傲的舰载机群，即将飞入一个由雷达、战斗机、高射炮和卓越飞行员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一个巨大的、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
第一波攻击（69架）在距离美国舰队很远时，便被美军战舰的雷达牢牢锁定。清脆的警报声响彻舰队，但作战信息中心（CIC）里，却是一片冷静而高效的忙碌。雷达官报出方位和距离，引导官在图板上标出航迹，通讯官则将一道道指令，迅速传达给在空中巡逻的战斗机。
米切尔的战斗机群，获得了超过十分钟的宝贵预警时间。F6F“地狱猫”战斗机得以从容地爬升至云层之上，占据了最佳的攻击高度，然后像一群等待猎物的猛禽，静静地俯瞰着下方。当衣衫褴褛的日本机群还在因落后的无线电性能而艰难地调整队形时，美军战斗机已如闪电般扑来。
空战瞬间演变成一边倒的屠杀。侥幸穿过战斗机拦截网的少数日机，又一头撞上了由新型VT近炸引信炮弹构成的火墙。
这是一种足以改变战争规则的“黑科技”。在此之前，美国海军的高射炮主要依靠光学瞄准和定时引信来进行射击。老式高射炮的原理非常简单，也非常粗糙：炮手先用光学测距仪估算来袭飞机的大致高度和航向，再通过机械计算器算出“提前量”，最后在炮弹里装上一个定时引信，把爆炸时间设定为若干秒。
换句话说，传统高炮只能依赖预估时间在空中“盲炸”一片区域，赌敌机会恰好飞进炮弹爆炸的范围。这种方法有几个致命缺陷：
测距误差大：飞机速度快，高度变化频繁，估算再精准也难免偏差。
命中概率低：即便在战前严格训练的美军舰炮手，击落一架飞机也通常要发射几百发炮弹。
浪费弹药：大量炮弹白白爆炸在空中，既消耗资源，也影响视线。
而VT近炸引信彻底改写了这一切。每枚炮弹内部都装有一个微型无线电发射器，它会不断发出电磁波。一旦炮弹飞近飞机机体（一般在7米以内），反射波的强度骤然增强，引信立即触发爆炸，无需任何人为设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