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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时，贾谊认为，单纯的仁义是不足以维系国家统一和稳定的。
贾谊深刻认识到，对于诸侯王这些拥有强大势力的政治实体，不能仅仅依靠仁义恩惠来维系关系。
他强调，仁义恩惠是君主的“芒刃”，即锋利的剑，能够赢得人心，
但如果没有权势法制作为“斤斧”，即坚实的斧头，来巩固国家的根本，那么仁义的剑也难以发挥作用。
贾谊认为，只有在确立了权势法制的基础上，再辅以仁义恩惠，
国家的德治才能得以广泛传播，从而赢得天下人的敬仰和拥护。
贾谊将诸侯王比喻为“众髋髀”，即难以驾驭的势力，他认为如果放弃了权势法制的制约，
而仅依赖于仁义恩惠，就如同用锋利的剑去对付难以驾驭的力量，最终会导致剑的折断或缺损。
因此，他主张在施以仁义的同时，必须加强法制的建设，
以法律来约束诸侯王的行为，确保中央政权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
这种思想体现了贾谊对于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和现实主义态度。
他认识到，在一个由多个强大势力构成的国家中，单纯的道德感化是不够的，
必须借助于法律和制度的力量来维护国家的稳定。
贾谊在《道德说》中展现了其深邃的哲学思考和对儒家道德论的深刻理解。
他试图将儒家的道德伦理与宇宙观相结合，寻找一个更为坚实的哲学基础。
这一尝试不仅体现了贾谊个人的学术探索，也反映了汉儒自陆贾以来的一种新动向，
即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和完善儒家思想体系。
贾谊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存在都源于“道”，
而“德”则是“道”的具体体现和实践。
在他看来，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是由“德”所生，而“德”又是由“道”所生。
这样的观点与《老子》中提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相呼应，
贾谊借此将道家的宇宙观引入儒家的道德论中，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哲学背景。
贾谊进一步阐述了“德”的内涵，提出了“六理”和“六美”的概念。
所谓“六理”指的是道、德、性、神、明、命，这些是德的六个方面或层次，它们共同构成了德的完整体系。
而“六美”则是指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
这些是德的具体表现，是人们应当追求和实践的美德。
通过这种吸取道家思想的方式，贾谊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论证。
他不仅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还试图解释道德的来源和本质。
这种尝试在当时是一种创新，它不仅丰富了儒家的哲学内涵，也为后来的儒家学者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贾谊的这种思想对后来的儒家学者，尤其是董仲舒产生了重要影响。
董仲舒在贾谊的基础上，全面吸收道家学说，重构了儒家思想体系，
提出了“天人感应”等重要概念，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宇宙观和道德论。
贾谊的《道德说》因此成为了汉代儒家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不仅标志着儒家学者开始更加开放地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
也预示着儒家思想将朝着更加综合和系统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