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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不仅冲破了当时盛行的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还将儒家学说推向了政治前台。
他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将儒家的仁与礼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蓝图。
贾谊的这一政治构想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并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贾谊在其著作《过秦论》中明确指出，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
他认为，仁义不仅是个人品德的体现，更是治国安邦的根本。
对于汉朝而言，要实现长久的稳定与繁荣，就必须施行仁政，推行仁义。
贾谊的这一观点，不仅是对秦朝暴政的批判，也是对汉朝未来政治方向的指导。
贾谊的仁义观具有鲜明的民本主义特色。
他从秦朝的强大与灭亡中深刻认识到民众在国家治乱兴衰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贾谊看来，民众是国家的基础，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国家才能稳固。
因此，他强调施仁义、行仁政的核心内容就是爱民。
他曾说：“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意味着如果不爱护民众，就无法得到他们的依附和支持。
贾谊认为，只有为民众带来福祉和财富，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基于这种民本主义思想，贾谊提出了一系列以爱民为核心的政治主张。
他主张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尊重民众的权利和意愿。
贾谊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的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后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贾谊在深入研究历史的同时，也对汉朝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深刻的分析。
他洞察到，在表面的平静之下，社会中已经积累了诸多矛盾和潜在的危机。
农民暴乱的频发、诸侯王的割据反叛，以及社会风气的日渐败坏，都是贾谊所关注的问题。
他认为，这些现象表明社会秩序的失衡和道德的沦丧，
如果不加以改革，将会对汉朝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在贾谊看来，当时的社会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人们忽视了礼义的重要性，放弃了廉耻之心。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他主张不能仅仅遵奉黄老之术，即道家的无为而治，
而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来重建社会秩序。
贾谊提出，必须通过改正朔（即改革历法）、易服色（改变服饰制度）、定官名（明确官职名称）等措施，来重建汉朝的制度和秩序。
同时，贾谊强调兴礼乐，即通过礼仪和音乐来教化民众，以此来提升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
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的主张，与贾谊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
贾谊认为，通过礼仪的规范，可以明确社会中的尊卑秩序，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贾谊的政治思想中，仁与礼是两个核心概念。
他认为，仁政能够体现对民众的爱护，而礼制则能够体现对君主的尊重。
通过仁与礼的结合，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既忠于君主又爱护民众的儒家式政治统治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君主通过施行仁政来赢得民心，同时通过维护礼制来巩固自己的权威。
这样的政治模式旨在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也是对儒家政治理想的实践。
贾谊的思想体系是多元而复杂的，他并非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
而是在儒家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的权势法制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