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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同伟指尖微微收紧。他比谁都清楚，楚州的履历已经足够亮眼，再留下去，边际效益只会递减。要想再往上走，必须跳出舒适区，开辟新战场。他深吸一口气，沉声问：“大伯，如果选第二条，去什么地方？具体是什么职务？”
钟正乾看着他，缓缓吐出四个字：“重回政法线。”
祁同伟愣了一下。他的仕途总在地方主政和政法系统间打转：早年是缉毒警，后来主政金山县，为了扳倒赵立春的势力调入检察院，不久前才从检察院转任地方。论驾驭能力，两边他都熟，可论晋升空间，主政一方显然更占优势。怎么会突然让他回政法系统？
“大伯，具体是哪个省？什么职位？”他追问，手心已经微微出汗。
钟正乾的目光像聚光灯，牢牢锁在他脸上，一字一顿道：“滇南省。省公安厅，厅长。”
“嗡”的一声，祁同伟只觉得一股电流从脚底窜上脊背，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省公安厅长？一省政法系统的核心岗位，公安队伍的***？
旁边的钟小艾也猛地睁大了眼睛，倒吸一口凉气，手里的茶杯晃了晃，茶水差点洒出来。她比谁都清楚这个职位的分量——从常务副市长一步跨到省公安厅长，这不是平调，是破格提拔，而且是跳级的破格！
只有秦怡然，正收拾着碗筷的手顿了一下，眼角的余光掠过钟正乾，那目光里，藏着一丝极淡却掩不住的忧虑，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悄无声息地漾开一圈涟漪。
“您是说……一省公安系统的***？”祁同伟需要再次确认，声音都带着点微颤。
“没错。”钟正乾深吸一口气，语气里多了几分凝重，“这次中央会议，其实年前就定了，重点讨论一批特殊干部的任命，你在名单里。”
“开会前，我料到会提拔你，却没料到，会是这么重的担子。”他看着祁同伟，“从地方副职平调政法系统，是常态。可从常务副市长一步到省公安厅长，这种破格，太少见了。”
钟正乾的目光忽然变得无比锐利，像鹰隼锁定了猎物，声音压得极低：“除非……那里有非同寻常的任务，在等着你。”
餐厅里彻底静了下来，只有墙上的挂钟还在滴答作响，敲在每个人的心上。窗外的夜色更浓了，仿佛有什么风暴，正在这看似平静的家宴背后，悄然酝酿。说到这，钟正乾端起茶杯的手顿在半空，茶雾在他眼前氤氲开，模糊了那双总是锐利的眼睛。他沉默了两秒，喉结轻轻滚动，才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罕见的沉郁：“滇南那地方，跟汉东的平原沃野不一样，跟陕甘的黄土高坡也不同。它南边就是金三角，那片三不管的地界像块腐肉，滋生出的毒藤顺着边境线往这边爬——你知道吗？去年光是从滇南边境截获的海洛因，就够装满一整辆卡车。”
他放下茶杯，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每一下都像敲在人心上：“毒贩不是街头小混混，手里有枪，有武装，甚至能调动跨境的走私网络。他们敢跟缉毒警对着干，敢在市区里动枪，更敢花钱买通关节，把眼线埋到你眼皮子底下。”
“除了毒，还有人口买卖。”钟正乾的声音压得更低了，“那些被拐的女人、孩子，像牲口一样被转手，从边境线的密林里偷渡，有的卖到缅甸，有的卖到泰国，追查起来比抓毒贩还难——对方藏在暗处，跟当地的宗族势力盘根错节，你刚摸到点线索，转头就可能被人通风报信。”
他抬眼看向祁同伟，目光沉沉：“过去四年，滇南换了三任公安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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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姓王。”钟正乾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冷意，“任上没满一年，就被查出跟境外的军火走私商往来密切，家里搜出的美金堆成了小山。最后是国安部的人直接上门，带着手铐走的，至今案子还没结。”
“第二个，姓李。”这次他的声音缓和了些，却多了几分无奈，“是个老公安，从基层干上来的，想做点事。可上任半年，头发全白了，每天靠安眠药才能睡两小时。后来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晕倒，查出重度焦虑症加严重的胃溃疡，死活不肯再干，主动申请调到省政协，才算保住半条命。”
说到最后一个名字时，钟正乾的声音顿了顿，像是在斟酌词句，又像是在压制什么情绪：“最后那位，叫迟臻。”
“迟臻是个硬汉。”他的指尖停在桌面上，微微用力，“从警三十年，缉毒一线拼过命，扫黑除恶带过队。上任滇南厅长时，他在全省公安大会上说，‘我这条命，就搁在滇南了’。结果呢？”
钟正乾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底泛起一丝红：“去年冬天，在边境线追一伙跨国贩毒集团，对方有重武器，双方在山林里交火。迟臻为了掩护年轻警员撤退，被流弹打中胸口，当场就没了。他牺牲那天，女儿刚满三岁。”
“嘶——”钟小艾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地攥紧了祁同伟的胳膊，指节都掐进了他的肉里。她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来，顺着脊椎爬到后颈，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大伯，这哪是加官进爵？”她的声音发颤，带着哭腔，“这是把人往刀尖上推啊！不，是往火海里扔！”
官场上的道理她懂，高风险往往意味着高回报。可这份回报，她不要。祁同伟现在的位置已经足够安稳，楚州的政绩摆在那里，就算按部就班地升，将来也能有个不错的归宿。她要的从来不是什么厅长、省长，而是每天能看到他平安回家，能一起吃顿热饭，能看着孩子慢慢长大。
比起那些虚头巴脑的头衔，她更怕听到“殉职”两个字——那两个字背后，是一个家的崩塌。
她忽然想起几年前去滇南旅游时，导游说过的话，声音不自觉地轻了下去：“您知道滇南的‘三生教育’吗？”
见钟正乾点头，她继续说，语气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涩：“不是课本里的大道理，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法则。生命、生存、生活——这三个词，在滇南不是口号，是能救命的咒语。”
“那里的孩子，刚上幼儿园就被老师反复叮嘱：不跟陌生人说话，不吃陌生人给的糖，不跟着陌生人走哪怕一步。放学路上看到形迹可疑的人，要绕着走；看到有人在路边偷偷摸摸交易，要假装没看见，赶紧跑回家告诉大人。”
“我当时觉得太夸张了，直到导游指着路边的宣传栏——上面贴着失踪人口的照片，最小的才五岁，最大的六十七岁。导游说，那些照片换得比日历还勤。”
钟小艾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一种亲历者的震颤：“还有一份内部调查，是我偶然看到的——滇南的警察，平均寿命比全省公务员低了整整十岁。每年牺牲的警员里，缉毒警占了七成，他们的葬礼上，家属甚至不敢哭得太大声，怕被报复。”
她看向祁同伟，眼圈红了：“同伟，我们不去好不好？楚州挺好的，西宁也挺好的，哪怕就守着现在的位置，我也心甘情愿。”
餐厅里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挂钟还在不知疲倦地走着，每一声滴答，都像在为那个遥远又危险的地方，倒数着什么。钟正乾没说话，只是看着祁同伟，眼底藏着复杂的情绪——有担忧，有期待，更有一份不容言说的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