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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鲁、齐、韩氏。
《礼》二，大、小戴氏。
《春秋公羊》二，严、颜氏。
所谓博士，是指在太学以家法教授儒家经学的学官。
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
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
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的公羊学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
每家只有一位博士。
其实刘珩这么读《尚书》，没太大用。
因为他读的是原版《尚书》，而不是欧阳、大、小夏侯氏的批注版家学。
古书讲求微言大义。
书中的某一句话，可能有很多种解法，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标准答案么？
有。
十四博士的家学，就是标准答案。
朝廷每年会举行有关五经的考试，县、郡、中央，各个层级都有。这场直接决定参考人员以后仕途的重要考试，答案就在十四博士的家传经学里。
这就有问题了。
首先，学习成本会很高。
抄写在竹简上的经典是很贵的，注释版动辄百万字，这是什么概念？
大致一想，都觉得可怕。这种情况下，穷人根本读不起书。
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本朝儒学讲究守家法，创新等于胡闹，能准确重复老师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
跳过老师的意见直接去解释经典，更是大逆不道。
大儒班固曾经比较过两汉的学习成本，大意是：前汉的读书人，三个冬天读下来，一部儒家经典就算学通了，这叫“三年而通一艺”。儒家总共有五经，那假设15岁开始读经，到30岁也就全部学习完了，三十而立。并不需要花费特别多的时间精力，学习的收获也就很大了。但是到了本朝，学习风气已经不是这样了。一代代学者已经给经典写了连篇累牍的注释。一句经典，注释的篇幅是原文几十倍，是常有的事。这对后来的学习者，就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所以像刘珩这样光读原文是没用的，连注释都要熟读背诵。
问题又来了，刘家没有注释版。
注释版只在有限的圈子里流传。
外面的人想要得到，就只能拜在大师门下。
这样一来，想通过学习经书这条路做官，就成了少数人的权力，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权力可以世代沿袭。
偏偏学习经书做官，是大汉朝含金量最高、占比最大的方式，没有之一。
而这个时代的道德体系，又要求弟子对待老师要像对待父亲一样。老师只需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把一名学生打进无底深渊，后者没有任何挣扎的权力。
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老师可以主宰学生的人生。
这就是所谓门生。
再加上二元君主制所造就的“故吏”，合起来就是所谓的“门生故吏”了！
所以，汝南袁氏这种怪物，就出现了。
他家家传十四博士之一的《孟氏易》。
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岂是一句虚言？
你就想象吧，这是多么恐怖的一股势力！
插句题外话，面对这种情况，换你当皇帝，你搞不搞党锢？
再不搞，门阀就要出来了！
不过，本朝阶层之间升降的渠道，其实也没有完全闭合。
还是有许多不在意学生身份的大师，例如汉代经学集大成者、实际上终结了古今文之争的“经神”郑玄，他就收了数千个弟子。
其实很多大师并不好好上课，但能在大师这里有个学籍，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贫苦人家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往上走。
比如已经穷到编草鞋的刘备。
能够拜到大儒卢植门下，其实是刘备日后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没有这层身份，公孙瓒怎么可能会在意他？
别说刘备能打仗，那个时间点，除了汉末三名将以外，公孙瓒和孙坚是天下间最能打仗的两个人。
不信看战绩。
扯远了。
刘珩明知没用，也要读原版《尚书》，是因为没办法。
他现在上哪儿找大师求学？还不如先背下原文。
日后万一遇到合适机会，拜师的把握也能多上几分。
他从来不打毫无准备的仗。
当然了，刘珩之所以这么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的记忆力变得非常强，可以用过目不忘形容。
如此一来，背诵区区两万多字的《尚书》，其实并不是很难。
然后，就在刘珩享受这种平静且有提升的生活时，意外突然出现了。
这天半夜，蚩尤里突兀响起了代表敌袭的铜锣声！
那伙劫匪竟然杀了个回马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