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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强装镇定：“这只是巧合，不能仅凭一个磕碰痕迹就断定是圆明园流失文物。”爱丽丝教授立刻拿出《圆明园陈设清册》和当时的修缮记录：“这不是巧合，修缮记录中详细记载了磕碰的位置、程度，甚至包括修复工匠的名字，这些都能和这件鼎的特征对应。另外，我们还查到，1860年英法联军撤离北京时，有一名英国军官曾在日记中提到‘从正大光明殿带走一座蓝釉掐丝珐琅鼎’，日记现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我们已经拿到了复印件。”
铁证面前，陈锦再也无法辩驳。当地警方当场出示逮捕令，将陈锦抓获。拍卖行也同意暂停拍卖，并将掐丝珐琅鼎移交当地文物部门保管，等待办理归还手续。走出拍卖行时，爱丽丝教授感慨地说：“这些流失的文物，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能帮它们回到祖国，我很荣幸。”
接下来的几天，吴贤和团队协助当地文物部门办理文物归还的相关手续。期间，他们还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国内文物局通过国际合作，成功从英国追回了一件明代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压手杯是明代永乐年间的经典器型，杯身小巧，胎质轻薄，握在手中恰好贴合掌心，因此得名。这件压手杯的杯心绘有“永乐年制”篆书款，周围环绕缠枝莲纹，青花发色浓艳，是永乐青花中的珍品。
“明代永乐青花压手杯存世量极少，目前国内仅存三件，这件能追回，对研究明代官窑瓷的发展意义重大。”吴贤在视频会议中对国内的同事说。张教授笑着回应：“等你们把掐丝珐琅鼎和压手杯都带回来，我们就举办一场‘明清皇家文物特展’，让公众好好欣赏这些国宝的魅力。”
一周后，掐丝珐琅鼎和永乐青花压手杯顺利登上回国的航班。飞机上，吴贤看着两件珍贵的文物，心中满是感慨。从东南亚的唐代鎏金铜钟，到欧洲的圆明园青花六方瓶，再到澳大利亚的清代掐丝珐琅鼎，这两年来，他们追回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记忆，见证着历史的沧桑。
“陈锦被抓后，‘暗影会’的核心成员已经全部落网，走私网络也基本被摧毁。”周明远欣慰地说，“不过，还有很多流失海外的文物没有追回，我们的工作还没结束。”苏湄点头：“是啊，比如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书、甲骨文，还有那些被盗掘的古墓文物，都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吴贤摸了摸胸前的玉佩，“守正护宝”四个字仿佛有了温度。他知道，文物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回到北京后，他将两件文物交给文物修复团队，然后投入到“明清皇家文物特展”的筹备工作中。
展览开幕当天，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也前来助阵，他们带来了馆藏的清代掐丝珐琅器和明代永乐青花，与追回的文物一同展出。展厅里，清代掐丝珐琅鼎与故宫的掐丝珐琅甪端（一种瑞兽形陈设器）并列摆放，两者的工艺、纹饰一脉相承，展现了清代皇家掐丝珐琅工艺的辉煌；明代永乐青花压手杯则与故宫的永乐青花缠枝莲纹碗相邻，让观众能直观对比永乐青花的不同器型和纹饰特点。
吴贤作为展览的讲解员，每天都在展厅里为观众介绍文物背后的故事。当讲到掐丝珐琅鼎的流失与回归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眼眶湿润了：“我小时候听爷爷说过圆明园的故事，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从圆明园流失的文物回家，太不容易了。”吴贤握着老人的手：“是啊，这些文物能回来，离不开所有人的努力。未来，我们还会追回更多的流失文物，让它们都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展览期间，吴贤还收到了来自肯尼亚、墨西哥、法国等国家文物部门的感谢信，感谢他在文物保护和国际合作中做出的贡献。肯尼亚的卡鲁玛教授在信中写道：“你帮助我们保护了马林迪遗址的青花瓷片，也让更多人了解了中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期待未来能与你开展更多合作，共同守护人类的文化遗产。”
展览结束后，吴贤被国内文物局任命为“海外流失文物追索专项小组”组长，负责统筹全球范围内的流失文物追索工作。他组建了一支由考古学家、鉴定专家、律师组成的专业团队，与世界各国的文物部门、博物馆和警方建立长期合作机制，通过法律、外交、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推动流失文物的回归。
半年后，专项小组传来好消息：通过与日本某私人博物馆的协商，成功促成一件唐代彩绘陶俑的归还。这件陶俑是1990年代从陕西一座唐代古墓中被盗掘的，后来流入日本，陶俑高约80厘米，通体彩绘，展现了唐代侍女的形象，衣袂飘飘，神态生动，是唐代彩绘陶俑中的精品。
在陶俑的交接仪式上，陕西文物部门的负责人激动地说：“这座唐代古墓是唐代贵族墓葬，被盗掘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这件陶俑的回归，为我们研究唐代的丧葬制度和艺术风格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吴贤点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与日本的博物馆和藏家沟通，争取让更多流失的陕西文物回家。”
此后，专项小组又陆续追回了多件流失文物：从美国追回一件宋代哥窑瓷瓶，从加拿大追回一件明代宣德青花盘，从德国追回一件清代康熙五彩瓷碗……每一件文物的回归，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也让更多人关注到流失文物追索工作。
这天，吴贤收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在电话里说：“我最近在整理你爷爷留下的考古笔记，发现里面提到了一件元代的青花釉里红瓷罐，当年你爷爷在内蒙古考察时曾见过，后来不知所踪，说不定现在流落在海外。你可以试着找找看。”
挂了电话，吴贤立刻翻开爷爷的考古笔记。笔记里详细记载了青花釉里红瓷罐的特征：罐身绘有“松竹梅纹”，青花发色浓艳，釉里红呈色鲜艳，底部无款识，是元代青花釉里红的典型器物。青花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创烧的新工艺，将青花和釉里红两种釉下彩结合，烧制难度极大，存世量稀少，每件都是国宝级文物。
吴贤立刻组织团队开展调查，通过国际文物数据库和拍卖记录检索，发现2010年英国某拍卖会上曾出现过一件类似的青花釉里红瓷罐，后来被一位匿名藏家拍走，从此再无音讯。“我们得尽快找到这位藏家，说服他将文物归还。”吴贤对团队成员说。
经过半年的努力，团队终于通过英国的古董商联系上这位藏家。藏家起初拒绝归还，但在吴贤团队提供的考古资料和文物历史背景介绍下，最终同意将文物无偿捐赠给中国。当这件元代青花釉里红瓷罐运回北京时，吴贤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小心翼翼地抱着瓷罐，仿佛抱着一件稀世珍宝——罐身的青花松竹梅纹苍劲有力，釉里红的梅花鲜艳夺目，历经七百多年，依然完好无损。
“这件青花釉里红瓷罐的回归，不仅填补了国内元代青花釉里红研究的空白，也为我们追回更多流失文物积累了经验。”吴贤在文物入库仪式上说，“未来，我们会继续用专业和耐心，推动更多流失文物回家，让中华文明的瑰宝永远闪耀。”
夕阳下，吴贤站在文物局的库房里，看着一件件追回的文物，心中满是自豪。从父亲的考古笔记，到自己的追索之路，三代人的坚守，只为让流失的国宝回归故土。他知道，这条路没有终点，但只要心中有对文明的敬畏和热爱，就一定能走得更远，让更多的文物重归祖国的怀抱，讲述属于它们的历史故事。
元代青花釉里红瓷罐入库的那天，北京下了场罕见的春雨，库房的玻璃上凝着细密的水珠，折射着瓷罐表面青花与釉里红交织的光泽。吴贤站在展柜前，指尖隔着玻璃轻轻划过罐身的“松竹梅纹”——青花的浓艳与釉里红的鲜活在元代工匠手中达成了完美平衡，这种将两种釉下彩工艺结合的技法，因对窑温、釉料配比要求极高，存世完整器不足二十件，而这件瓷罐的“釉里红呈色”更是达到了元代巅峰，花瓣边缘无丝毫晕散，是研究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的核心标本。
“英国那位藏家后来又联系我了，说愿意提供他家族收藏的其他中国文物清单，供我们筛选可能的流失品。”苏湄拿着一份文件走进来，语气里难掩兴奋，“这说明我们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策略起效了，越来越多的海外藏家开始主动配合文物追索工作。”
吴贤接过文件，目光落在清单里一件“宋代米芾书法真迹”上。米芾是北宋着名书法家，其真迹存世极少，多藏于国内外顶级博物馆，私人藏家手中的真迹更是凤毛麟角。“米芾的书法以‘刷字’闻名，笔力雄健，墨色层次丰富，这件真迹如果是从国内流失的，必须想办法追回。”他立刻召集团队，通过国际文物数据库比对，发现这件书法真迹正是1922年从山东曲阜孔府流失的文物，当年因战乱被外国传教士带走，后流入英国藏家手中。
“孔府流失的文物不仅是书法作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器、玉器，这件米芾真迹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周明远补充道，“我们可以联合曲阜文物部门，以‘文化传承’为切入点，与藏家沟通，争取让文物回归故土。”
团队随即制定方案：吴贤和苏湄前往英国，与藏家当面沟通，曲阜文物部门则准备孔府历史资料和文物修复方案，证明文物回归后能得到专业保护。抵达英国后，藏家托马斯先生在他的私人庄园接待了两人。庄园的书房里，米芾真迹被装裱在紫檀木画框中，悬挂在壁炉上方，字迹洒脱奔放，墨色浓淡相宜，正是米芾晚年“得意之作”的风格。
“我祖父当年从传教士手中买下这幅字，只知道是‘中国古代书法’，直到看到你们提供的资料，才知道它来自孔府。”托马斯先生感慨道，“孔府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这件文物理应回到它的‘家’。”吴贤连忙致谢：“感谢您的理解，曲阜孔府已经准备好了专业的展陈和保护条件，未来还会举办专题展览，让更多人了解这件文物的历史价值。”
一周后，米芾书法真迹顺利运回中国。在曲阜孔府的交接仪式上，孔府文物管理处的负责人激动地说：“这件真迹离开孔府整整一百年，今天终于回家了！它不仅是一件书法作品，更是孔府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见证。”吴贤看着真迹被小心翼翼地挂在孔府西花厅——这里曾是孔府文人雅集的场所，百年前，这幅字或许就悬挂在同一位置，如今重回故地，仿佛时光从未流逝。
回到北京后，吴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协助国内考古团队，对新疆和田地区一处新发现的汉代古墓进行文物保护。该古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汉代丝织品，包括“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类似的织锦，还有几件保存完好的汉代漆器，这些文物对研究汉代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丝织品的保护难度极大，出土后如果不及时进行脱水、固色处理，很容易氧化变质。”吴贤带着团队赶到和田时，考古现场已经搭建了临时保护棚。他穿上防护服，走进古墓，看到织锦表面的纹样依然清晰——红色的底布上，用黄、绿、蓝等色丝线织出卷云纹和汉字，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的工艺一脉相承。“这种织锦采用‘经锦’工艺，以经线起花，织造时需要多组经线交替运作，代表了汉代丝织工艺的最高水平。”吴贤一边向考古队员讲解，一边指导他们用特制的宣纸覆盖织锦，进行初步加固。
在漆器保护方面，出土的汉代漆耳杯表面光洁如新，黑色的漆面上绘有红色的云气纹，边缘还镶嵌着银扣。“汉代漆器以‘夹贮胎’和‘木胎’为主，这件漆耳杯是木胎，胎质轻薄，髹漆均匀，说明当时的漆器制作工艺已经非常成熟。”吴贤用放大镜仔细查看漆耳杯的接口处，“这里有细微的裂痕，需要用环氧树脂进行加固，再用传统的‘金漆修补’工艺还原纹饰。”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古墓出土的丝织品和漆器全部完成初步保护，被运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后续修复。离开和田前，吴贤站在古墓遗址前，望着远处的昆仑山，忽然想起父亲曾说过的话：“丝绸之路不仅是商道，更是文明交流之路，每一件出土的文物，都是这条路上的‘路标’。”
回到北京后，吴贤团队又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国内海关截获了一批疑似走私的唐代佛教文物，包括一尊唐代彩绘泥塑佛头和几件唐代佛教造像碑。“唐代佛教造像以‘丰满圆润’为特征，尤其是彩绘泥塑，色彩鲜艳，神态生动，是唐代佛教艺术的代表。”吴贤赶到海关库房，看到佛头高约30厘米，面部丰满，双目微垂，嘴角带着柔和的笑意，彩绘虽有部分脱落，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绚丽色彩。
“这尊佛头应该来自唐代的石窟寺，比如甘肃麦积山石窟或山西天龙山石窟，这些石窟在近代曾遭到严重盗凿，大量佛头流失海外。”吴贤用手电筒照射佛头的颈部，发现有明显的凿痕，“盗凿者为了方便携带，通常会将佛头从佛像上凿下，这种破坏性的盗掘对文物造成了永久性伤害。”
团队随即联系甘肃、山西等地的文物部门，通过比对石窟寺的残存造像，最终确认这尊佛头来自麦积山石窟第133窟的唐代泥塑佛像。“麦积山石窟的唐代泥塑以‘形神兼备’着称，这尊佛头是该窟的核心造像之一，当年被盗后，石窟内的佛像一直残缺不全。”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赶到北京，看到佛头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终于找到了！有了这尊佛头，我们就能对第133窟的佛像进行修复，让它恢复完整面貌。”
在佛头归还麦积山石窟的仪式上，吴贤发表了讲话：“唐代佛教文物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们不仅承载着宗教信仰，更反映了唐代的文化繁荣和艺术成就。保护这些文物，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根脉，让后代能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随着一件件文物的追回和保护，吴贤团队的工作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意发来感谢信，称赞他们“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树立了典范”，并邀请吴贤担任“全球流失文物追索顾问”，为其他国家的文物追索工作提供建议。
这天，吴贤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的邮件，发件人是巴黎某古董商，称手中有一件“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的粉彩瓷瓶”，疑似从圆明园流失，希望能协助鉴定并寻找合适的方式归还中国。吴贤立刻组织团队研究邮件中的照片，瓷瓶高约50厘米，瓶身绘有“百子图”，粉彩色彩鲜艳，人物神态各异，底部有“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正是圆明园当年陈设的“百子粉彩瓶”之一。
“清代乾隆粉彩以‘色彩丰富、纹饰繁复’闻名，‘百子图’是当时常见的纹饰，寓意‘多子多福’，这类粉彩瓶多为皇家御用，圆明园中曾大量陈设。”吴贤立刻回复邮件，表达了希望鉴定和协助归还的意愿。不久后，古董商带着瓷瓶来到中国，经过专家鉴定，确认是圆明园流失文物。最终，在吴贤团队的协调下，古董商决定将瓷瓶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瓷瓶的入藏仪式上，国家博物馆的馆长说：“这件百子粉彩瓶的回归，不仅丰富了国家博物馆的圆明园文物收藏，更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流失文物追索工作的支持。未来，我们会继续与吴贤团队合作，让更多的流失文物回到祖国的怀抱。”
吴贤站在仪式现场，看着眼前的粉彩瓶，忽然想起了最初在柬埔寨追回的唐代鎏金铜钟，想起了在澳大利亚追回的掐丝珐琅鼎，想起了在英国追回的米芾真迹……每一件文物的回归，都像一块拼图，一点点还原着中华文明的完整图景。他知道，这条路没有尽头，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流失文物等待追回，还会有更多的文物需要保护，但只要有这份坚守，有团队的支持，有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合作，就一定能让更多的中华文明瑰宝，重归故土，闪耀光芒。
这天晚上，吴贤回到家中，翻开父亲留下的考古笔记，在扉页上写下了一句话：“守正护宝，薪火相传。”窗外的月光洒在笔记上，仿佛照亮了三代人共同的坚守，也照亮了无数文物回归的漫漫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