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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州市未成年心理干预中心的一间安置病房内，静谧得能听见窗外树叶轻轻摇曳的声音。程望坐在窗边，这是他在所有案发现场都习惯的位置：隐匿于阴影处，却能将光线的方向看得清清楚楚。柔和的阳光透过窗户，在地面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可病房内的气氛却依旧透着一丝沉重。
林思琪正坐在他对面的病床上，腿上放着一只毛绒兔子，那是志愿者送来的。女孩今年十二岁，可看上去却如同七岁的孩童，身高刚过一米二。她脸色苍白得如同白纸，下颌略显突出，这是长期营养不良与骨骼发育障碍留下的明显痕迹。她的眼神中没有怯懦，却极少主动与人对视，身上散发着一种封闭性的安静，就像一个长时间被关在黑暗空间里的孩子，对外界所有的声音与接触都需要重新去适应、去学习。
“我叫程望，是刑警。”程望缓缓开口，他刻意放慢语速，尽量将声调压低，话语里没有审讯词，也没有提及案情，就像一个陌生人坐在一片宁静的草地上，耐心地等待着孩子投来第一个问题。
思琪没说话，眼睛紧紧盯着地面，只是下意识地轻轻抱紧了怀中的兔子，仿佛那是她此刻唯一的依靠。
“这只兔子叫什么？”程望换了个角度，试图拉近与思琪的距离。
思琪迟疑了一会儿，眼睛依旧没有离开地面，小声地回答：“原来叫糖糖，现在叫‘小白’。”
“为什么改名了？”程望轻声追问，他敏锐地察觉到思琪情绪的细微变化。
思琪说着，抱紧兔子的手不自觉地用力，眼神中瞬间闪过一丝痛苦，声音变得更低了：“……原来那只糖糖，被他们扔到水桶里了。”
程望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内心像被一把锐利的箭狠狠刺痛。他深知思琪所经历的痛苦，也更加坚定了要帮助她走出这片黑暗阴影的决心。
“那你现在这只……是新的名字，新的开始？”程望试探着问道。
思琪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不一样了。小白不说话。”
程望沉默了片刻。他明白，这孩子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已经形成了习得性无助。她学会了不发问，不期待，不反抗，只能用顺从来换取伤害的减少。她不是在等待帮助，而是在等待一切伤害结束之后，看自己是否还能侥幸活着。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吗？”他轻声问，目光始终温柔地落在思琪身上。
“你们在……抓人。”思琪小声说道。
“对，我们抓了他们。但我们还要做很多别的事。比如，确保你以后不用再遇到‘他们那样的人’。”程望认真地说道，眼神中充满了坚定。
女孩终于抬起眼睛，第一次直视程望，目光中带着一丝迷茫与早熟：“那种人，还有很多很多吧。”
程望微微一怔。十二岁的她，没有问 “他们会不会回来”，而是说出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这不是简单的恐惧，而是认知层面的冷静，这种成熟，本不该属于她这个年龄。
“我们会做很多工作，让以后出现那种人时，身边的人不会装作没看见。”程望顿了顿，放缓了语气，看着思琪，目光坚定而温和，认真地说：“你记不记得你打电话时说的第一句话？”
思琪点点头，“我说：‘我是不是也能报警？’”
“当然能。”程望肯定地回答。
“可是我以为……报警的是大人。”思琪小声说道。
程望看着思琪，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报警的是人，不分年纪。你是人。”他顿了顿，“以后记住这句话。”
思琪轻轻嗯了一声，低头抱着小白，再次陷入沉默。
十分钟后，轻轻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心理干预师来了。程望缓缓站起身，对思琪说了句：“我下次来，再给你带一个毛绒狗，好不好？你起个名字，到时候告诉我。”
“……好。”女孩嘴角微微勾了一下，极轻极小的一个弧度，但那是她第一次微笑，如同黑暗中透出的一丝微光。
——
程望缓缓走出病房，脚步略显沉重。他的脑海里不断回响着思琪的话，“那种人，还有很多很多吧”。这句话像一个沉重的枷锁，压在他的心头。他深知，思琪的遭遇绝非个例，还有多少孩子可能正处在同样的黑暗之中，等待着被拯救。
夜晚的江州市公安局，静谧而庄重。十点的钟声敲响，程望独自一人来到了档案室。档案室里弥漫着陈旧纸张的气息，一排排高大的书架上摆满了卷宗，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曾经发生的种种故事。昏黄的灯光在天花板上摇曳，将程望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地面上。
他缓缓走到存放旧卷宗的区域，眼神在书架上搜寻着。终于，他找到了那份2009年的旧卷宗——《江中区初中生跳楼案》。他轻轻将卷宗取下，走到旁边的桌子前，缓缓坐下。
翻开卷宗，案中的男孩仿佛出现在他眼前。男孩长期遭受父亲的暴力对待，身上时常带着新旧不一的伤痕，那些伤痕或青或紫，像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抽象画，诉说着他所经历的无尽痛苦。因为家暴，男孩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从曾经的班级前列滑落到濒临辍学的边缘。他曾因长期家暴报警三次，每一次警察来到家里，父亲都矢口否认，称只是正常的管教，还对着警察和男孩大声呵斥，那嚣张的态度仿佛在挑衅法律的威严。学校老师虽知晓情况，但只是简单地进行调解，并未深入跟进，仅仅口头告诫男孩父亲要注意教育方式，便不再过问。派出所也仅做了记录，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干预措施，没有深入调查男孩的生活环境，也没有为他提供必要的保护。
半年后，在一个看似平常的午后，男孩选择从五楼教室纵身跳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程望清楚地记得，那一年，他刚刚进入警队，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让他对如何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有了更深的思考。
他轻轻合上卷宗，眼前却不断浮现出今天那句让他久久不能平静的话：“那种人，还有很多很多吧。”
社会的善意，从来不是靠法律独自完成的。每一个视而不见的人，每一次制度失效的缝隙，都是“那种人”能够滋生的土壤。
程望来到值班室，值班室里的灯光有些昏暗。他拿起一支马克笔，在白板上缓缓写下三个词：
? 强制报告机制
? 家庭监护评估体系
? 儿童危机干预中心制度化
他写得很慢，每写一笔，脑海里就清晰地浮现一次思琪被反锁在厕所里默念“110”的场景，那一声声微弱却又充满绝望与希望的默念，如重锤般一下一下敲击着他的内心。
“她不是案卷编号。”程望喃喃自语，“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看见的镜子。这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缺失与不足，每一个视而不见的人，每一次制度失效的缝隙，都如同肥沃的土壤，滋养着那些黑暗与罪恶。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完善制度，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像思琪这样的孩子，不再独自承受本不该属于他们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