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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于腾越，主编由英籍记者乔治·史密斯担任，内容需包含：抹黑滇越铁路为“法国殖民绞索”；宣扬英资“公平贸易”案例（如预付普洱茶农三年收购款）；刊登伪造的“法军在河内迫害华工”照片。
资助教会学校
在昆明、保山开办“英华学堂”，课程设置需包含：英语、簿记、地图测绘（为英资测绘滇西地形）；《新约圣经》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慈善教育”宣传。
第四编：风险管控与应急预案
应对法国反制
若法方指控“英商干涉内政”，则援引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第7款，宣称“英资活动限于商业范畴”；授权驻八莫英军少校麦金农必要时“误炸”法资矿区（如临安府水口铜矿），嫁祸土匪。
防止商人倒戈
要求合作方签署《排他性贸易协定》，违约者将被列入英属印度“黑名单”（禁止参与孟买棉纺贸易）；
在腾越、昆明安插苏格兰场密探，监控赵氏、李氏家族账目。
第五编：执行时间表
阶段时间节点关键任务责任人
筹备期：时间节点1901年1月；关键任务：完成《滇缅铁路沿线矿产地图》测绘；责任人：殖民地部测绘局C组。
渗透期：时间节点1901-1903年；关键任务：与赵氏、刀安仁签订秘密协议；责任人：驻仰光总领事霍普金斯。
扩张期：时间节点1904-1906年；关键任务：推动滇缅电报线通车，试运营“中英快运公司”；责任人：驻腾越领事馆代办柏卓安。
巩固期：时间节点1907年后；关键任务：促成清廷批准《滇缅通商章程》修正案；责任人：外交部远东司兰斯洛特。
附件清单：
《滇商实力评估表》（含赵氏、李氏等20家重点商户情报）
《滇缅铁路与八莫-昆明商路对比分析图》
《法属印度支那在华渗透案例汇编》
预算表：首期拨款10万英镑（其中3万用于收买腾越马帮）。
当然，抽屉中还有最新的帝国政府发来的关于将王月生列入潜在合作者清单和重点关注人群的急电。
“怎么样，王先生，对于前日我们主张的汇丰银行提供低息贷款，支持您与英属印度、缅甸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合作的建议怎么看？”坎贝尔好整以暇地弹了一下另一只手上的雪茄，饶有兴味地看着对面坐着的王月生，显然很享受前天那种在大庭广众之下，无须征求对方意见，就以恩赐的态度向对方肩上压担子，对方还无力反抗的感觉。什么法国人封的“文明的扞卫者”、德国人“远东的日耳曼之友”、美国的“杰出公民”，无非都是我大英帝国面前不堪一击的摇尾乞怜者，哪怕是在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地头，我一个英国驻缅甸的领事馆官员也敢这么说，而且我已经做了。
对面的王月生并没有如同他预想的那样，拿茶杯或者任何手上别的动作去掩饰心中的愤怒，或者惶恐。不应该啊！哪怕是对一条帝国的忠犬，这种大庭广众下的折辱，也不是可以坦然承受的。这可是自己在帝国的外交部前辈口传心授的“压力极限测试”，不应该这么坦然啊。自己可是做过功课，王家在明面上是不碰鸦片的，至于这个王月生，更是坚定的反鸦片派。虽然无论是帝国文件中指出的战略，还是自己就此制定的行动战术，里面都没有关于鸦片的内容，但是，据他所知，是否愿意涉足鸦片，已经成为判断中国商人道德底线和与帝国合作真诚度的最有利的试金石了。所以他自作主张加了这么一条。
王月生面无表情，哦，不对，不是那种中国人说的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而是有些怜悯，对，怎么会是怜悯的表情呢，望向了自己。他张口了，他问话了，“请问坎贝尔先生，您在前天表彰会上的发言，是代表大英帝国外交部呢，还是殖民地部，还是印度事务部？”
“OMG。这个中国人居然问出了这么专业的外交问题，而且，甚至，是隐隐地有问责的意味。不要说中国人了，就是一般的欧洲人，都很难弄清，实际上英国在缅甸的外交官员，经常是要受到王月生所说的这三家中央政府部门的交叉管辖的。谁让此时自己作为英国驻缅官员，来临近的中国省份办事，自然要受外交部管辖，而缅甸又是英国的殖民地，问题是这个殖民地名义上还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这个家伙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虽然这些算不得机密，但真的，恐怕那个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不知道这里的弯弯绕吧”。
“咳”，坎贝尔清了清嗓子，郑重道，“我是大英帝国授权的特别代表，来此办理与大英帝国利益相关的事件的。您只需要知道我有足够的权力即可”。
“授权，坎贝尔先生，授权，不是权力。不过，我们没必要纠结这些官僚主义者才会在意的程序问题。我们聊聊实质吧。实质就是大英帝国的利益，对吗？坎贝尔特别代表”。
“王月生先生，您的理解非常正确。似乎从今天我们会面开始，双方终于达成了第一项共识”。
“很高兴我们达成了共识的基础，就是利益。你要考虑大英帝国的利益，我没有那个授权去代表大清的利益，但是，我作为商人，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个利益不能损害我生于斯、长于斯、赚钱于斯的母国的利益。毕竟，我不是没有祖国的犹太人”。
“有意思，王先生，非常有意思。看来您是想与大英帝国做生意了？”
“哦，不，坎贝尔先生，只有大清的户部或者总理衙门才有资格与大英帝国做生意。我只是个民间商人，只能跟同样的商人做生意。毕竟，按照大英帝国推行的、要求全世界都认可和执行的商业规则来讲，生意就应该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自由意志的表达，对吗？而作为政府，他们对商人，按照大英帝国的规矩，只应是，要么作为征税的主体向商人征税，要么作为执法的主体对商人做出禁止性或限制性的命令，要么是作为用户向商人采购商品或者服务”。
“您的思维很敏锐，思想很深刻，似乎您比很多英国人都了解重商主义或者自由贸易的实质。莫非您想说，我没有资格来代表英国与您谈生意，哦，不对，合作，或者您不想与大英帝国进行合作？”
“坎贝尔先生说笑了。你我都知道，英国人在全世界各地做生意，并不是因为她对外宣称的重商主义或者自由贸易或者任何什么理论的正确且普世适用，或者是人种和道德的高贵，而是因为英国现在有世界上最高端的工业生产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帝国海军。您不用看着我，您知道我说的都是对的，您只不过不习惯从一个您歧视的中国人的嘴里听到这些话。但说句实话，比我刚才的话语更诛心、更直接的话，无论是英国的德文郡公爵，还是美国的老摩根先生，都是非常乐于倾听的。也许这正是他们成为大人物的原因。因为这些大人物都知道，赤裸裸的利益是由血淋淋的事实造就的”。王月生按捺住了自己用“谈笑风生”这个词的冲动。
“很吸引人的理论。但似乎并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如果想知道刚才您的问题的答案，可否让我们把目光转到您更早之前提到的一个概念，对，刚才我问您的举动代表哪个部门时，您提到的，代表大英帝国的利益。请问，您理解的大英帝国的利益究竟是什么？或者这么说吧，您认为，鸦片是否代表了大英帝国的最大利益，或者根本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