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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咱们说到，720事件那场大戏在德国内部闹得是天翻地覆、血流成河，但地球另一边的战争机器，可没功夫停下来看热闹。盟军在诺曼底站稳了脚跟，就像两把烧红的尖刀，一把从诺曼底北路，一把从法国南部，开始向着德国的心脏地带，高歌猛进。而在这两把尖刀的必经之路上，横亘着一个璀璨的、也是最关键的目标——巴黎。
解放巴黎，这可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它更像是一出交织着爱恨情仇、阴谋阳谋、英雄迟暮和政治博弈的史诗级大戏。而要说这出戏的主角，那就不能不提咱们的老熟人，那个高傲的、倔强的、被罗斯福和丘吉尔又爱又恨的男人——夏尔·戴高乐。
之前咱们说过，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个“和事佬”的强行撮合下，戴高乐和他那个死对头，亨利·吉罗将军，在镜头前上演了一出“世纪大和解”，俩人皮笑肉不笑地握了握手。可你要是觉得这俩仁兄，真能从此一笑泯恩仇，相亲相爱一家人，那可就真是见了鬼了。
咱们得先掰扯清楚，这俩人到底在争什么。
简单说，就是争一个“名分”，争谁才是未来法国的合法老大。
戴高乐将军这条路，走得那叫一个憋屈。他最大的阻力，不是德国人，而是来自盟友，特别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老罗斯福是打心眼儿里烦戴高乐，觉得这家伙又臭又硬，目中无人，整个一不知好歹的刺儿头，还野心勃勃地想当军事独裁者。所以，美国人就把宝，押在了另一个人身上——亨利·吉罗将军。
吉罗将军，五星上将，战功赫赫，还是个传奇的“越狱英雄”，在军中威望很高。但在美国人看来，他最大的优点是：不懂政治。一个不懂政治的军事英雄，多好啊！听话，好控制。
于是，在当时盟军解放的法属北非，一场围绕着法国未来领导权的“双雄会”，就这么拉开了序幕。这可不是简单的两个人掰手腕，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戴高乐代表的，追求法兰西彻底独立、民族复兴、谁也别想对我指手画脚的“硬汉路线”；另一条，是吉罗代表的，更愿意听从美国安排、与盟军战略紧密捆绑的“亲美路线”。
戴高乐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想干掉有美国这个“超级外援”撑腰的吉罗，光靠在伦敦和阿尔及尔跟盟友磨嘴皮子，是远远不够的。他真正的力量，他合法性的根源，必须来自一个地方——被德国占领的法国本土，来自那些在德军铁蹄下，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战斗的抵抗组织。
可当时法国的抵抗运动，那叫一个乱。简直就是山头林立，各自为战。有搞情报的，有搞破坏的，有救助盟军飞行员的，还有印传单、搞宣传、组织群众的。这些组织，派系林立，互相之间谁也不服谁，有的直接听英国军情六处的，有的听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乱成了一锅粥。
要把这锅粥，拧成一股绳，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下，戴高乐需要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使者。
这个人，就是让·穆兰。
穆兰，是法国历史上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来是个省长，文官出身，却有着军人般的胆识和钢铁般的意志。1942年到1943年，戴高乐把他像一枚最重要的棋子，秘密空投回了法国。穆兰冒着随时可能被盖世太保抓住并处死的巨大风险，在法国境内秘密穿梭，像个不知疲倦的“粘合剂”，一个一个地去拜访那些桀骜不驯的抵抗运动领袖。
“哥儿几个，别自己单干了，咱们得团结起来，劲儿往一处使啊！”
“光打游击不行，咱们得有个统一的政治纲领，得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法国人，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谁能代表这个未来？当然是远在伦敦，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举起反抗大旗的戴高乐将军！”
经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谈判和斡旋，穆兰，这个伟大的信使，奇迹般地成功了。他把那些互相猜忌、矛盾重重的抵抗运动领袖们，都说服了。大家同意搁置分歧，共同组建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全国抵抗委员会（CNR）。
更重要的是，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向全世界公开发表声明，公开承认：夏尔·戴高乐将军，是法国抵抗运动唯一的政治领袖。
这一招，简直是釜底抽薪，一剑封喉！
它瞬间改变了戴高乐和吉罗之间的力量对比。它给了戴高乐一种吉罗永远也无法拥有的东西——来自法国本土、来自那些正在流血牺牲的人民的直接授权。
这一下，戴高乐的腰杆子，彻底硬了。他不再仅仅是盟军电台里那个“伦敦之声”，他成了整个法兰西抵抗运动的化身，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征。
手握全国抵抗委员会这张王牌，戴高乐班师回朝，返回了设在阿尔及尔的权力中心——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开始是戴高乐和吉罗当联合主席，说白了就是盟军搞出来的一个平衡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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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的戴高乐，早已今非昔比。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吉罗将军来说，就有点残酷了。政治斗争这玩意儿，吉罗一个纯粹的军人，哪里是戴高乐这个政治老手的对手。戴高乐利用自己在委员会里的崇高威望和来自国内的坚定支持，开始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政治操作，系统性地、一步一步地把吉罗的权力给架空了。
吉罗很快就发现，自己虽然还是个五星上将，但在委员会里，基本上已经被排挤出了核心决策圈，成了个光杆司令。最终，在内无根基（国内抵抗组织不认他）、外援动摇（美国人看他实在扶不起来，也懒得再使劲了）的情况下，吉罗将军被迫黯然辞职。
戴高乐，终于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他立刻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自己当主席。至此，他已经为自己登上解放后法国最高权力宝座，铺平了所有的道路。
这场权力斗争的结局，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戴高乐能当上法国老大，不是因为罗斯福或者丘吉尔喜欢他——恰恰相反，这俩人经常被他气得跳脚——而是因为，他赢得了一场更重要的战争：对法兰西人心的征服。他比谁都明白，真正的权力，不是来自盟军总部的任命书，而是来自自己国家土地上，那些流血牺牲者的拥护。
吉罗呢，虽然有美国人撑腰，但他始终是个“空降兵”，是个外部强加的候选人。而戴高乐，通过一场高风险的秘密政治行动，证明了自己，才是法兰西在危难时刻，唯一的、真正的选择。
说到这儿，咱们稍微跑个题。也正是因为戴高乐这种“老子天下第一，谁也别想控制我”的性格，战后他领导的法国，跟美国的关系那叫一个差。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候，他直接宣布法国退出北约的军事一体化指挥体系，还把北约总部从巴黎给赶到了布鲁塞尔，搞得美国人灰头土脸。他拒绝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面，非要自己搞原子弹，说“强国就要有强国的武器”。他还公开指责美国打越南战争，到处给美国人拆台……当然了，这都是后话，说回1944年的巴黎。
1944年8月，当盟军的南北两路大军，像两把巨大的钳子，向巴黎合拢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这座“光之城”。
解放巴黎，不仅意味着解放法国的首都，更是一场精神上的胜利。
然而，在遥远的东普鲁士“狼穴”大本营里，刚刚躲过720刺杀的阿道夫·希特勒，正处于一种末日般的癫狂状态。诺曼底前线的惨败，让他暴跳如雷。他绝不允许巴黎，这座象征着欧洲文明的城市，完好无损地落入盟军之手。
8月7日，他任命了一位将军，前往巴黎担任军事总督。这位将军，名叫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一个以冷酷、高效、坚决执行命令而闻名的普鲁士军人。
希特勒选他，目的再明确不过了。肖尔蒂茨在东线战场上，以执行“焦土政策”而闻名。希特勒相信，他是执行自己那套疯狂意志的完美工具。
在任命肖尔蒂茨的时候，希特勒给了他一道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也恐怖得不能再恐怖的命令，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通过电报，反复地、神经质地强调：
“这座城市，绝不能落入敌手，与其这样，不如让它成为一片废墟！”
巴黎所有的桥梁，必须被炸毁；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所有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都必须被付之一炬。
希特勒那句充满魔咒般的质问——“Brennt Paris?”（巴黎在燃烧吗？）——从此，就像一片乌云，沉甸甸地压在了这座城市的上空。
四方博弈：一场拯救巴黎的生死豪赌
当肖尔蒂茨将军抵达巴黎时，他发现自己屁股底下坐的，根本不是一个总督的宝座，而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第一方力量：巴黎人民的起义。
8月19日，在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罗尔-唐基的号召下，巴黎城内的抵抗力量，发动了全城武装起义。警察局被占领，街道上筑起了街垒，到处都是枪声。巴黎人民，在被压抑了四年之后，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取自由。
肖尔蒂茨手里，有大约2万名德军士兵，装备精良。这股力量，足以在巴黎街头，制造一场可怕的血腥屠杀，但要想完全控制住这座拥有数百万人口、且人人奋起反抗的城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巴黎，陷入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僵局。
第二方力量：一位中立国外交官的斡旋。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一位关键人物，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瑞典的总领事，拉乌尔·诺德林。
作为中立国的外交官，诺德林成了德军和抵抗力量之间，唯一可以沟通的桥梁。这位勇敢而不知疲倦的瑞典人，在他的办公室、德军总部莫里斯酒店、以及抵抗力量的秘密据点之间来回穿梭，用他的智慧和勇气，为这座城市，争取着一线生机。
根据后来着名的纪实文学《巴黎在燃烧吗？》一书记载，诺德林和肖尔蒂茨之间，有过几次改变历史的对话。
诺德林警告肖尔蒂茨：“将军，如果你摧毁巴黎，你将犯下一桩历史永远不会原谅的罪行。你的名字，将和那些最野蛮的毁灭者，一起被钉在耻辱柱上。”
他还促成了一项极其脆弱的停火协议，让双方可以抢救伤员、收殓尸体。这份协议虽然很快就被打破，但它争取到了宝贵的几天时间，避免了德军立刻展开大规模的报复。更重要的是，诺德林利用这段时间，成功说服肖尔蒂茨，释放了数千名被关押的政治犯。据说，肖尔蒂茨在签署释放令时，曾对诺德林私下说：“我不会把一条流浪狗，交给党卫军。” 这句话，暴露了他内心深处，那条尚未泯灭的道德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