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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漫进书房时，顾维桢正对着一张欧洲地图出神，手指在巴黎和柏林之间划着圈。伊莎贝拉端来两杯热可可，见他眉头紧锁，便知他又在忧心欧洲的事。
“里昂的丝绸厂还是没能保住。”顾维桢杯子杯子，指尖传来暖意，语气却沉得像灌了铅德国军队军队占了工厂，机器被拆走，工人要么逃了，要么被抓去做了苦役。我堂兄从马赛寄来的信，说整个法国南部都在逃难，铁轨上挤满了人，比上海的难民潮还可怕。”
伊莎贝拉坐在他身边，轻轻叹了口气：“我父亲上周从波尔多发电报来，说他收藏的那些手稿，为了躲轰炸，全埋进了地窖。他说‘文明在炮火面前，脆得像张纸’——以雨果雨果九三年三年》，总觉得战争是遥远的史诗，现在才知道，史诗里的血是热的，哭喊声是真的。”
她搅了搅杯可可可可，勺子碰撞杯壁发出轻响：“你说，这世上怎么就没有一块安稳地方？亚洲在打，欧洲在打，连非洲都被卷了进来。报纸上说这是‘世界大战’，多可怕的词，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往下沉。”
顾维桢放下杯子，指尖敲着地图上的上海：“我们在租界里，算侥幸了。可你看这地图，红色的战火从东三省烧到南京，从波兰烧到法国，像一张巨大的网，谁也逃不掉。”他想起下午日本兵嚣张的样子，又想起沈清辞那双布满裂口的手，“以前总觉得，读书、经商，守住自己的一方天地就好。现在才明白，国破了，家就成了飘在水浮萍浮萍，产业、钱财，不过是乱世里的流沙。”
“可总有人在撑着。”伊莎贝拉看着他，蓝眼睛在暮色里闪着光，“就像姜山，用一根火柴护着那么多人；就像你，明明可以不管沈嫂，却偏要给她一份安稳。还有我父亲，埋手稿的时候，特意把雨果的初版本抱在怀里，说‘总要留点东西给打完仗的人看’。”
她拿起桌上的一份英文报纸，指着甘地甘地绝食的新闻：“你看，印度在反抗，法国有地下抵抗组织，中国有游击队。这张网再密，也总有人在往外钻，用自己的法子。”
顾维桢看着妻子柔和却坚定的侧脸，想起她上次为了护住沈清辞，用带着法语腔调的中文和日本兵据理力争的样子，突然笑了：“以前在巴黎读书，总觉得你是温室里的玫瑰，现在才知道，你这玫瑰带着刺，还会朝着风雪开。”
伊莎贝拉嗔怪地看了他一眼，却伸手握住他的手：“维桢，我们管不了整个世界，但能管好这栋楼，管好手里的事。里昂的工厂没了，等仗打完了可以再建；父亲的手稿埋了，总有挖出来的一天。只要我们还守着这点念想，还肯帮该帮的人，这‘世界大战’再凶，也淹不了所有的光。”
窗外的法租界亮起了灯，零星的枪声从远处传来，却被洋楼里的暖光挡在了外面。顾维桢看着地图上那些被战火染红的地方，又看了看身边的妻子，突然觉得，所谓的智慧，所谓的坚持，不过就是在这乱世里，明知前路难行，却还是愿意为身边的人，为心里的光，多撑一天，再多撑一天。
“明天让厨房多做些馒头，给沈嫂带回去。”顾维桢站起身，叠好地图，“她的孩子，也是这乱世里要护住的光。”
伊莎贝拉笑着点头，拿起那本 Baudelaire 的诗集：“我再读一段给你听？‘世界是一座坟，而我们是墓碑上的字’——不过我更喜欢后面那句，‘但字会发芽，在春天里’。”
夜风吹过洋楼的百叶窗，带着远处的喧嚣，却吹不散书房里的暖意。世界大战还在继续，苦难还在蔓延，但总有些角落，有人在用智慧抵挡黑暗，用温柔守护希望，像寒冬里埋在土里的种子，等着春天发芽的那天。
顾维桢猛地把手里的报纸拍在桌上，眉头拧成个疙瘩，嘴里蹦出句粗话：“他妈的希特勒就是个疯子！”
报纸上印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照片，虽然画面模糊，却能看清铁丝网后瘦骨嶙峋的人影。他指着照片，声音都带着气：“斩尽杀绝犹太人，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这哪是打仗？这是禽兽行径！他真以为凭着枪炮就能称霸世界？简直是白日做梦！”
伊莎贝拉从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读书人，此刻眼里像燃着团火。她放下手里的书，轻声问：“‘他妈的’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像是很生气的话。”
顾维桢这才回过神，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是……是我们老家的粗话，大概就是‘该死的’‘混账东西’的意思，实在是气极了才说的。”他拿起报纸，指尖都在抖，“你看这些犹太人，和我们在上海见到的难民有什么区别？都是被战火逼得家破人亡的可怜人，他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伊莎贝拉凑过去看报纸，蓝眼睛里渐渐蒙上一层雾：“在法国，也有很多犹太人被抓。我父亲的一个同事，是位很有名的钢琴家，就因为是犹太人，上个月被带走了，再也没回来。”她握住顾维桢的手，“这种仇恨太可怕了，像瘟疫一样，沾了就会变成魔鬼。”
“所以才说他是疯子。”顾维桢深吸一口气，语气稍稍平复，却依旧带着愤懑，“称霸世界？他懂什么叫‘世界’吗？世界不是靠枪炮抢来的，是靠人心里的善意攒起来的。你看上海的租界，中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犹太人挤在一起，虽然也有矛盾，可至少能互相帮衬着活下去——这才是世界该有的样子。”
伊莎贝拉若有所思地重复：“他妈的……”她试着用中文念了一遍，发音有点古怪，却把那股愤懑的劲儿学了个七八分。
顾维桢被她逗笑了，心里的火气消了大半：“用法语说，大概就是‘Putain’或者‘Merde’，不过语气没这么冲。我们的‘他妈的’，带着点又气又恨、想骂又骂不透的意思，就像心里堵着团火，不骂出来不痛快。”
“那我也说一句。”伊莎贝拉看着报纸上希特勒的照片，皱着眉，用中文清清楚楚地说，“他妈的希特勒。”
说完，两人都愣了一下，随即相视一笑。笑声里，刚才的沉重似乎淡了些。
顾维桢揉了揉她的头发：“第一次听你说粗话，还挺像回事。”
“因为他确实该骂。”伊莎贝拉收起笑容，眼神又变得严肃，“仇恨和野心，只会带来毁灭。就像日本兵在中国做的事，就像希特勒在欧洲做的事，他们以为在创造‘新秩序’，其实是在给自己掘坟墓。”
她拿起桌上的钢笔，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了一行法语：“La haine est un serpent qui se mord la queue.”（仇恨是条咬自己尾巴的蛇）
“你看，”伊莎贝拉指着那句话，“不管是‘他妈的希特勒’，还是这句，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坏事做绝了，总有报应。”
顾维桢看着那句话，又看了看窗外渐暗的天色，心里的火气渐渐化成一种沉甸甸的坚定。他知道，骂再多“他妈的”，也改变不了眼前的苦难，但至少，他们能守住自己心里的那点清明，护着身边该护的人，等着那条“咬自己尾巴的蛇”，最终耗尽自己的那天。
“走吧，该吃饭了。”顾维桢拉起伊莎贝拉，“今天让厨房做你爱吃的红酒炖牛肉，也算……给这糟心事，添点暖乎气。”
餐厅的灯亮起来，映着桌上的银餐具，窗外的枪炮声似乎远了些。有些话骂出来了，心里就敞亮了些，就更明白该握紧什么，该守住什么——哪怕这世界乱成一锅粥，总得有人把“善意”和“骨气”，好好揣在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