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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名字是为了被记住，还是为了不被删去？”
老隋在我身边低声问。他的手指停在服务器主板上，屏幕中最后一串编号档案正在加密压缩，显示的时间是清晨六点十三分。
我没回答他。因为我知道，他其实也并不需要答案。
叶星事件之后，我们很快就遭遇了一轮新的封锁：编号者音频平台被强制下线，光回线信号源被监听，一部分节点被追踪到了公寓门口，差点出事。钟若谣紧急疏散了九个边缘小组，但大本营的压力仍在逐日攀升。
而最严重的问题，是资料的流失。
编号者的信息原本就零散、破碎，有些来源只有照片上的一角身份证，有些来自病历存档，有些仅是录音和手写信。我们建立了一个临时数据库，试图将这些“碎片”拼凑成完整个体。但仅仅两天，就有四个协助整理的志愿者账号被封禁、后台权限被取消。
我们意识到，仅仅依赖匿名与地下，是无法与系统级的删除机制对抗的。要保住这些资料，必须让它们具备“公开的合法性”，让它们不再是“非法存档”，而成为“历史信息”。
这个概念，是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中提出的。
“我们要创建一个联盟，”我站在会议室的白墙前，声音缓慢却坚定，“就像曾经的人权组织、记忆馆、历史学会一样。我们不是黑客，我们是‘资料的继承人’。”
这句话最先打动了林澈。他推了一下眼镜：“你说的是——公共信息组织？”
“不，只是表面上的。”我点头，“我们将草拟一份权利文本，称为《编号信息存在权公约》，其核心内容是：编号者的信息不得在无通知下删除，编号不代表罪行，而信息的存续，是社会记忆不可缺的一部分。”
钟若谣眉头紧皱：“你知道这份文本根本无法获得官方承认。”
“但它可以被备案。”我看向她，“我们会交给‘南境社会观察组织’，他们虽然不是官方机构，但拥有某些资料保存的资格。只要他们签收，我们就有一块合法的藏身之地。”
这是一场豪赌。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
草案由我亲自起草，从当晚十点一直写到天亮。每一个字都反复推敲，每一个句子都在“理想”与“能让现实忍受”的缝隙中折中。
首条是最难的：
“编号身份的存在，不应作为任何法律、道德、医疗、社交评估的依据。”
这句话看似温和，却几乎动摇了系统的核心定义——编号即社会定位。我知道，它不会被接受。但我必须写下它。
第二条：
“凡编号者，其个体信息在被删除、归档或转类前，须获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情权与响应权。”
这是一场对抗悄然删人机制的最基本底线：至少，让被消除的人知道自己正在被消除。
第三条：
“编号本身，不得等同于罪名；编号资料，亦不等于案底或人格风险标签。”
此条由钟若谣补充，她亲眼见过一位编号者因申请工作被拒三十次，仅因其编号以“Q-X”开头，被系统自动归类为“抗规潜行者”。
我写完全文时，手掌都是汗，背后衣服已经湿透。我们用了“数据回忆联合会”（Data Remembrance Union, 简称 DRU）作为组织名称，既不指向政治，也不直接对抗体制，甚至有点中性得让人误以为只是学术小组。
第二天，林澈带着草案去了“南境社会观察组织”。他没有用真名，而是用了一个早期研究编号系统时的旧身份：“纪兰舟，资料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