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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打三万，居然打赢了，而且低伤亡，还擒住了对方主帅，这要是把一大堆人头往开封一送，那就是泼天的富贵，然而刘沪却丝毫不动心，他下令士卒暂且放下手中的刀。
望着土人首领们绝望着准备引颈就戮的眼神，刘沪微笑着问了一个很“幽默”的问题∶“你们服是不服？”诸位首领瞬间都蒙圈了——什么意思，这还杀不杀我们了？
刘沪继续道∶“服，你们就投降，不仅既往不咎，还会给你们加官晋爵。不服，那也好办，我现在把你们放了，咱们约定时间，择日再战。”
刘沪居然要把人放了，他傻吗？不，他是淡定，是所谓“沧海桑田心不惊”的淡定，是有大胸襟、大气度的淡定。他知道，在这里如果靠蛮力征服，将会很快战火再起，他要的是人心的归顺、是永久的和平。
在战场上，真正可怕的不是什么“我要杀了你”这样声嘶力竭的咆哮，也不是什么张牙舞爪的威胁，而是这看似波澜不惊的淡定，这背后隐藏的一定是强大的底蕴和由此所带来的自信。
诸位首领是懂行的，他们也认识到了这份可怕，于是立刻表态，从此以后依附宋朝，永不背叛。只不过在正式投降前，这些首领们还有一个顾虑，担心因此会惹怒西夏出兵攻打，而以水洛城现在的低矮城防很难能守住。因此，这些首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希望大宋出钱，水洛城出人，重修水洛城”。
刘沪立即把这个要求上报了朝廷，对此皇帝也是认为可行，毕竟不需要朝廷再派人，等于是省了一半的钱。这时范仲淹也上奏表示赞同，他说：“水洛城占据着东来北往的陆路，且陇水环城西流，有很好的水路交通优势，是至为理想的军事要塞地址。如果我们修了水洛城，一方面能够让宋朝渭州、秦州两大军事重镇形成新的战略通道，一方面还可断绝西夏东进的道路，甚为有利。”一席话把修建水洛城的好处说得具体明了。
于是在朝廷的支持下，西北边陲的水洛城建设工程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哪知道刚修了俩月，刘沪带着一大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间朝廷又派人传旨来了，内容也是石破天惊的出人意料——“停止修筑水洛城！”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是枢密副使韩琦此时结束了在陕西的巡边回了京城，他对修筑水洛城这件事有着不同的意见。
作为“新政三大将”之一的韩琦，也有着救国救民、振兴社稷的宏大抱负，也认为朝廷施政需要革旧鼎新，但他却是标准的理想主义者，喜欢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极致，认为范仲淹、富弼他们做事情太过于婉转，不够大刀阔斧。
他性格沉默寡言，也不善交流，由于选择革新的方法不同，时不时地就和范仲淹、富弼产生分歧，总的来看，韩琦更像是个“志同但道不合”的合作者，而不是荣辱与共的同志。
他看到在自己离开的时间分管的领域发生了这么大事情，却没人主动跟自己讲，于是一肚子不快活地跑去和皇帝说：“现在宋夏已经停战，此时再去边塞筑城，所需士兵粮草何其多，等于是让大宋的财政雪上加霜，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宋应该省下来钱，集中去搞新政里的其他事情。”因此他奏请喊停筑城，和他关系要好的文彦博、尹洙等人也都上书支持。
咱们的皇帝赵祯是个软耳朵根子，觉得言之有理，也就下诏让停止筑城。
虽然收到了朝廷的命令，但刘沪依然不想放弃，他深深地知道这座城的战略价值，他一面向朝廷反复上书，阐述理由，一面加紧筑城，还联络周边各军镇前来支援人手。他心里想的是，等水洛城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那就谁都没话说了。
不久后，韩琦的亲信尹洙来到了渭州当了知州，负责监管泾原路军事，正是刘沪的顶头上司，他紧急传檄刘沪停止筑城，立即回渭州。
当地的土人听说上边派了人要带走刘沪，竟然携老扶幼自行堵塞道路，拦截来人，并表示“愿自备财力修城”。刘沪深为感动，当场违抗尹洙的命令留了下来，他对老百姓们动情地说道：“沪虽死永不负水洛百姓。”此刻刘沪心中再无患得患失的丝毫畏惧，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每天亲自上工地参与劳动，反而加快了建筑进度。
随后，尹洙多次派人召回刘沪，又命瓦亭寨都监张忠前来接替刘沪的职位，也都被刘沪拒绝。尹洙恼羞成怒，命令泾原副都部署狄青领兵至水洛城逮捕了刘沪，还下令以违抗军令罪直接斩杀，幸亏狄青没有动手杀人，只是将人押送监狱。
事情闹到要杀人的地步，皇帝也大吃一惊，他赶紧向西北专门派出特使调查此事，朝中大臣也再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支持刘沪的以范仲淹为首，包括富弼、欧阳修、余靖等人；反对刘沪的以韩琦为首，包括尹洙、文彦博等人。
这些人其实都是革新派，但双方由于意见不同吵闹不休，还将一个基层的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范仲淹说，刘沪是有功之将领，不可枉死；余靖说尹洙和刘沪之间是上下级之争，是上级在仗势欺压下级。
韩琦那边则说，这事情就是刘沪这个武将想要哗众取宠，以此谋得上位。
最后皇帝给定了调子，这次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尽力调和此次事件引发的官员矛盾。朝廷便将尹洙调离陕西，改知晋州（今山西临汾市），同时降刘沪官阶，但仍权水洛城事。
刘沪出狱后，继续修筑水洛城，终于在庆历四年修建完毕。然而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刘沪耗尽了心力，两年后就与世长辞了。刘沪留下了遗嘱，表示遗体不回祖籍地，而是要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长眠，百姓们哭着安葬了他，并自发修建了祠堂。
人民是不会忘记英雄的，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每年都会围拢在一座叫“刘将军庙”的地方，向那尊巍峨的神像献出精彩纷呈的社火表演。在庄浪的民间信仰中，对刘沪的感恩和崇信超越了其他的历史人物。
从现在的上帝视角来看，不得不说韩琦他们短视了，他们只看到了暂时不打仗了、当前需要省钱，但是却不懂得长远的谋划。那党项人从来就不是什么重信守诺的民族，仅仅过了二十年的治平元年（1064年），西夏又来攻打宋朝，掀起了一场大战，到了治平四年 (1067) ，战争再次升级，双方出动几十万人，死伤无数。
范仲淹是对的，刘沪也是对的，在后来的那场世纪大战中，水洛城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犹如一把刺入西夏腹地的尖刀。
水洛城案之后的革新派再也无法维系哪怕是表面上的和谐，事实上的分裂为以范仲淹为首较为务实化的一帮，以及韩琦为首较为理想化的一帮。
这其间，可以说范仲淹已经尽力了，他努力地想去修补革新派内部的裂隙，多次和韩琦这帮人谈心，但人家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不论你怎么劝说，总是和你吵来吵去。
就在他们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旧党们很鸡贼地待在一边沉默不语，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在伺机而动，一场猛烈的攻伐即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