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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臣评论说：孙亮当皇帝时还是个孩子，身边又没有贤能的大臣辅佐，他的皇位坐不长久，是必然的事。孙休因为旧有的恩情，重用濮阳兴、张布，却不能提拔贤才，改革弊政，虽然他有向善好学的志向，又怎么能挽救混乱的局面呢？再说他还让已经被废黜的孙亮不得善终，兄弟情义也太薄了。
孙皓滥用酷刑，被他处死、流放的人，简直数都数不过来。所以大臣们人人都提心吊胆，整天盼着能平安度日，过了早晨都不知道晚上能不能活下来。他还痴迷于占星术、巫术，让巫师编造祥瑞来粉饰太平，把这当成最紧急的事。从前舜、禹亲自耕种，以他们那样至高无上的圣德，还常常告诫大臣 “如果我有错，你们要纠正我”，或者认真听取好的建议，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何况孙皓凶狠顽劣，肆意施行残暴统治，忠诚劝谏的人被诛杀，谄媚奉承的人被提拔，残酷地役使百姓，荒淫奢侈到了极点，本该被砍头来向百姓谢罪。可他却得到了不被处死的诏书，还被封为归命侯，这难道不是过于宽大的恩典、太厚重的恩泽吗？
孙盛说：古代设立君主，是为了治理百姓，所以君主必须顺应天地法则，庇护万物。如果放纵淫乱暴虐的行为，残酷对待百姓，上天就会诛杀他，断绝他的国运，剥夺他的帝王之位，给他加上独夫民贼的罪名。所以商汤、周武王举起兵器讨伐暴君，没人指责他们不顺道义；汉高祖拔剑起义，也没人说他失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讨伐的是全天下的仇敌，是人神都唾弃的人啊。何况孙皓的罪行如同逃亡的贼寇，暴虐超过了夏桀、商纣，就算把他斩首示众，都不足以告慰冤魂；毁掉他的宫殿、祭祀土神，也不足以记录他的暴行，可竟然还给予他显赫的封号，不断赏赐，这哪里符合替天行道、讨伐有罪、安抚百姓的道义呢？由此可知，对叛逆行为不加以惩罚，对凶狠残酷的人不加以告诫的弊端了。《诗经》说：“抓住那造谣的人，把他扔给豺狼虎豹。” 对造谣的人尚且这样，何况是暴虐的叛逆者呢？而且晋军像雷电一样横扫敌军，大军逼近吴国都城，孙皓走投无路才请求投降，他不可赦免的罪行已经很明显，对这样的人宽容不符合 “三驱” 的道义，从权宜之计来说，也实在不可取。
陆机写了《辨亡论》，论述吴国灭亡的原因，上篇说：从前汉朝失去统治权，奸臣窃取朝政，灾祸从京城开始，毒害遍布全国，朝廷纲纪混乱，王室地位衰落。于是群雄震惊，义兵从四面八方聚集，吴武烈皇帝孙坚在地方慷慨起兵，在荆南迅速行动，权谋策略层出不穷，忠诚勇敢超过当世。他的威势让乱贼震动，交战就斩杀敌人，最终清理了宗庙，祭祀祖先。当时如云兴起的将领占据州郡，如风暴起的军队跨越城邑，勇猛的士兵像狂风一样进军，强悍的部族像云雾一样聚集，虽然军队以道义聚集，同盟者合力作战，但都包藏祸心，依仗兵力作乱，有的军队没有谋划纪律，丧失威严、助长贼寇，而孙坚的忠诚谋略和军事气节，没有像这样显着的。
武烈皇帝去世后，长沙桓王孙策以出众的才能闻名当世。他年轻时就才华显露，招揽旧臣，和他们一起延续大业。率领精锐军队向东进军，以少数兵力对抗众多敌人，攻打没有攻不破的城池，交战没有不能战胜的敌人。诛杀叛乱者、安抚降服者，平定了长江以南地区，整顿法令、训练军队，威望德行显着，以礼对待贤才，张昭成为其中的杰出人物，交往驾驭豪杰，周瑜成为其中的俊杰。这两位君子，都通达聪慧且富有奇谋，所以志同道合的人因同类而依附，意气相投的人因气场而聚集，江东于是人才济济。孙策正要北伐中原，诛杀违反法纪的人，让皇帝的车驾返回正道，使帝王回到宫殿，挟制天子来号令诸侯，扫清叛乱恢复旧制。军队已经驻扎，群凶都心怀畏惧，可大业还没完成，就中年去世了。
接着我们大皇帝孙权继承大业，以非凡的踪迹延续前人的轨迹，以明智的心思推行美好的计划，处理政务参考旧例，颁布法令考察遗风，再加上坚定专一的作风，倡导节俭的品德，咨询贤才，善于谋划决断，用束帛征召隐居的贤士，在街巷间传达任命。所以豪杰贤才听到消息纷纷前来，有志之士仰慕光辉而来归附，杰出人才聚集，勇猛士兵如林。于是张昭担任师傅，周瑜、陆逊、鲁肃、吕蒙等人成为心腹，在外担任重要职位；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等人发挥他们的威力，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等人施展他们的力量；在文雅方面，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声名光大国家，在政事方面，顾雍、潘濬、吕范、吕岱以才能担任要职，在奇伟方面，虞翻、陆绩、张温、张惇以讽谏议论纠正偏差，在出使方面，赵咨、沈珩以敏捷通达赢得声誉，在术数方面，吴范、赵达以吉凶预兆符合德行，董袭、陈武舍命保卫君主，骆统、刘基极力劝谏弥补过失，谋划没有遗漏，举动没有失策。所以最终割据山川，控制荆州、吴郡，能和天下争夺霸权。
魏国曾凭借战胜的威势，率领百万军队，从邓塞乘船，派汉阴的大军顺江而下，战船数以万计，如巨龙顺流而下，精锐骑兵数千，如猛虎在平原奔驰，谋臣挤满屋子，武将联合出征，颇有吞并江南的志向，统一全国的气势。而周瑜率领我们的偏师，在赤壁打败他们，魏军丢旗弃辙，勉强逃脱，收兵远远逃遁。汉王刘备也凭借帝王的名号，率领巴、汉的百姓，趁势冒险行动，在千里之地扎营，立志报复关羽失败之仇，图谋收复湘西地区。而我们的陆逊也在西陵打败他们，蜀军大败，刘备处境艰难后才得以解脱，最终在永安去世。接着在濡须对抗敌军，在临川挫败他们的精锐，蓬笼之战，敌军全军覆没。从此魏、蜀两国的将领，士气低落、锋芒受挫，势力衰退、财物匮乏，而吴国却安然地坐观他们的衰败，所以魏国请求和好，蜀国乞求结盟，孙权于是登上天子之位，三国鼎足而立。向西攻占庸蜀的郊野，向北夺取淮汉的岸边，向东包含百越之地，向南囊括众多蛮族地区。于是讲习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的礼仪，搜集三王的礼乐，祭祀上帝，恭敬地对待诸侯。勇猛的大臣和坚毅的士兵，沿着长江防守，长戟和锋利的铩矛，迎着风奋起。朝廷官员都能尽职尽责地给君主提建议，士农工商各自安心发展产业，教化能传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良好风气也能扩散到遥远的边疆。孙权还派使者巡视境外，外国的良马被养在皇家马厩，明珠美玉在国库中闪耀，珍贵的宝物不断送来，稀有的玩物应召而至。使者的马车在南方荒野奔驰，战车在北方原野停歇，百姓免受战乱之苦，士兵不用早起备战，吴国的帝业因此稳固。
孙权去世后，幼主孙亮即位，奸臣肆虐朝政。景帝孙休兴起，认真遵循孙权留下的制度，政务没有大的过失，是守成的好君主。到孙皓刚即位时，典章制度还没废除，旧臣还在。大司马陆抗以文武之才辅佐朝廷，左丞相陆凯以正直敢言尽忠规劝，施绩、范慎因威严庄重显名，丁奉、钟离斐以勇武刚毅着称，孟宗、丁固等人担任公卿，楼玄、贺劭等人掌管机要事务，君主虽然有不足，但辅佐的大臣还算贤良。
到了吴国末年，大臣们相继离世，百姓才有了离散的想法，朝廷出现了崩溃的迹象，天命随着时运衰落，晋军顺应时运发兵，士兵在阵前溃散，百姓在城邑奔逃，城池没有了屏障的坚固，山川失去了沟壑的险阻。没有公输班的云梯那样的器械，没有智伯引水灌城的危害，没有楚庄王筑室围困的情况，没有燕人济西之战的军队，可不到十二天国家就灭亡了。虽然忠臣悲愤，烈士殉节，又能挽回什么呢？曹操、刘备的将领不是一时之选，晋军也没有过去那么多兵力，攻守的方法也有先例，山川险阻也没改变，可成败的道理却相反，古今的趋势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彼此的教化不同，任用的人才也不一样。
《辨亡论》下篇说：从前三国鼎立，魏人占据中原，蜀汉占有岷山、益州，吴国控制荆州、扬州并包括交州、广州。曹操虽然对中原有功，但残暴也很深重，百姓对他心怀怨恨。刘备凭借险阻玩弄智谋，功绩微薄，风俗也很鄙陋。吴桓王孙策用武力奠定基础，太祖孙权用德行成就大业，他聪明通达，气度深远。孙权求贤若渴，体恤百姓如对待幼儿，接待士人尽显美德，亲近仁人倾注真诚的关爱。从军队中提拔吕蒙，从俘虏中识拔潘濬。对士人推心置腹，不担心被人欺骗；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不担心权力被威胁。对陆逊恭敬有加，以彰显他的威严；把禁军全权委托给周瑜，以助他作战。居住简陋宫殿，吃简单食物，来丰厚地赏赐功臣；敞开胸怀，虚心接受谋士的计策。所以鲁肃一见如故就托付自己，士燮冒险前来效命。推崇张昭的德行而减少游猎的娱乐，赞赏诸葛瑾的建议而割舍情欲的欢乐，被陆逊的规劝感动而废除繁琐的刑罚，对刘基的建议感到惊奇而立下饮酒三杯的誓言，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等待吕蒙的病情好转，分出好的食物来养育凌统的孤儿，登上祭坛慷慨地把功劳归于鲁肃，放弃难听的话而相信诸葛瑾的气节。
因此忠臣争相献上谋略，志士都能尽力施展才华，宏大的规划和深远的谋略，本来就不限于小处。所以百官都能合作，各种事务都能处理。起初在武昌建都，群臣请求举行相应的礼仪，孙权推辞不答应，说：“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 宫殿车马服饰，都很简朴。到了中期，天人的本分已经确定，各种制度的缺陷大致得到修正，虽然教化和纲纪比不上前代，但治国安民的措施，也足以处理政务了。吴国土地几万里，士兵将近百万，田野肥沃，百姓精练，财物丰富，器具锋利，东边背靠沧海，西边阻隔险塞，长江控制着疆域，高山环绕着领土，国家的有利条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用正确的方法治理，贤人用恰当的手段管理，遵循遗留的制度，关心百姓、谨慎处理政务，依照既定策略，坚守险要地势，就可以长久存在，不会有危亡的祸患。有人说，吴、蜀是唇齿相依的国家，蜀国灭亡吴国就会灭亡，道理是这样的，但蜀国只是辅助的盟国，并非决定吴国存亡的关键。为什么呢？两国边境相接的地方，群山险阻，陆路没有可以行驶战车的通道；河流湍急，水路有惊涛骇浪的艰难。即使有百万精锐军队，出发时也不过千人；千艘战船，前锋也不过百艘。所以刘备伐吴时，陆逊把蜀军比作长蛇，形势就是这样。
从前蜀国刚灭亡时，吴国朝臣有不同的谋划，有人想堆积石头来阻塞水流，有人想制造器械来防御变故。孙皓召集大家商议并咨询大司马陆抗，陆抗认为长江、黄河等四渎是天地用来调节气息的，本来没有可以阻塞的道理，而器械是双方都能使用的，如果对方放弃长处而用短处，到荆州、扬州来争夺船只的作用，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我们只需坚守峡口等待擒获他们就行了。等到步阐叛乱，凭借城池延请强敌，用重金引诱各蛮族。当时晋国大军迅速集结，在江边竖起旗帜，沿着水渚修筑营垒，控制要害之地，来阻止吴军西进，而巴、汉的水军顺江东下。陆抗率领三万偏师，在东边的坑地据守，深挖壕沟、高筑营垒，按兵不动养精蓄锐。叛乱的步阐只能束手待毙，不敢向北寻找生路，强大的晋军战败连夜逃跑，损失大半兵力。陆抗又分派五千精锐士兵，向西抵御水军，东西同时获胜，献上的俘虏数以万计。贤人谋划的可信，难道是欺骗我们吗！从此烽火很少报警，边境少有忧患。
陆抗死后，潜藏的祸患开始显现，吴国的裂痕加深，军队惊恐不安。太康年间的晋吴之战，晋军兵力没有过去多，广州的叛乱，祸患比过去的灾难更严重，可国家却颠覆了，宗庙变成了废墟。唉！贤人去世，国家就会衰败，难道不是这样吗！《周易》说 “商汤、周武王革命顺应天意”，扬雄说 “混乱不到极点就不会形成安定”，说的是帝王顺应天时。古人说 “天时不如地利”，《周易》说 “王侯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说的是国家依靠险阻。又说 “地利不如人和”“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阻”，说的是坚守险阻要靠人。
吴国的兴起，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结合，这就是荀子所说的综合三者的条件。到它灭亡时，只依靠险阻，也就是荀子所说的舍弃三者的条件。吴国四州的百姓不是没有人口，长江以南不是缺乏俊杰，山川的险阻容易防守，锋利的器械容易使用，前代的功业容易遵循，可功业不兴而灾祸降临，为什么呢？是使用它们的人方法错了。所以先王通晓治国的长远规划，明察存亡的关键，以恭敬的态度安定百姓，以敦厚的恩惠实现人和，以宽宏的胸怀引诱贤才的谋略，以慈爱的态度给予士民关爱。因此国家安定的时候，百姓和他一同欢庆；国家危难的时候，百姓和他共同分担忧患。安定的时候和百姓一同欢庆，那么危难就不会到来；危难的时候和百姓共同分担忧患，那么困难就不值得忧虑。这样，就能保住国家和领土，不会有像殷商、周朝那样的亡国之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