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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作为初创企业的华为没有什么钱，王美岳执掌的香港鸿年给予华为很大额度的授信，可以先提货，卖出去拿到货款之后再付款。
1988-1990年，华为通过代理业务，获得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构筑了全国的销售平台。
华为历史资料上有这样一段话：“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凡购买华为产品，可以无条件退货，退货的客人和购货的客人一样受欢迎。”
如果没有鸿年在背后的强大金融支持，上面的承诺就难以做到。
长江后浪推前浪，香港鸿年已湮没在历史中，但其曾是中国通信设备产业的学习样板与“引路人”，是有历史贡献的。
1991年，华为挖来了隔壁港资企业亿利达的徐文伟和他的小兄弟聂建林，开始做正向设计，于是有了第一颗芯片和第一个操作系统。
后来，中国电子整机的产能占全球约一半，华南又占中国产能的约一半。
深圳电子业向莞惠及珠三角溢出，甚至波及长沙和南昌等地。一度有个说法：东莞一堵路，全球电子产品价格就跳动。
随着电子产品的小型化、轻薄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电子产品中的线路板，很多采用的是SMT制造工艺，即表面贴装技术，就是所有的电子元器件都是贴焊在线路板的表面。
不像之前那样，从线路板上预留的过孔中插过去，再从背面焊接。
1995年起，大量的港资企业把电子产品组装生产基地转移到毗邻的深圳与广东地区，外资 SMT生产线的大量进入，直接导致 SMC/SMD元器件的价格大幅下降，引起更多企业转向采用 SMC/SMD元器件取代传统的插装元器件的兴趣，致使珠江三角洲地区引进 SMT生产线量迅速陡增。
这期间，国务院作出发展移动通信的决定，激发通信产品制造业引进 SMT的需求，致使应用 SMT企业数量猛增了一千多家。
1995-1999年的五年中引进的贴片机数量共约 3500台。
这一阶段，各沿海地区三资企业也随之也迅速增长，但珠三角地区相对开放力度大优惠政策，刺激港澳台、日本、新加坡的投资与生产线转移增长，因此贴片机引进数量最多，占中国45％左右。由于起步早、基数大，珠三角地区的贴片机数量保有率始终在 40％左右。
从记忆中翻找出中国乃至世界电子产业发展的轨迹，王鹏就不愁寻找不到突破和掌握技术的契机，更不愁找到商机。
因此，他确定只要崔厂长他们能够保留自己那颗自强不息的心，自己就有能力将他们推向电子技术发展的巅峰，
离开无线电厂以后，王鹏一刻也没有停留，他马不停蹄地跑到了盛军所在的供销大楼。
“盛叔，明天我们将派车队去广州拉货，你有没有想法？”
“你们准备去几辆车？”
“五辆。”
“那我们也派两辆车跟你们一起去吧？”
“可以，盛叔我想顺便给广东带一点儿货过去，你能不能给我批一点儿？”
“什么东西？”
“汾酒，五百箱怎么样？”
“我总共也没有五百箱，从哪儿给你弄那么多汾酒？”
“这样吧，就算我借你的，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