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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召集了全国的佛教高僧，编纂整理佛教经典，这一举措对于佛教经典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各地修建佛教寺院和佛塔，是阿育王推广佛教的另一项重要措施。
这些建筑不仅成为了佛教徒的朝圣地，也成为了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
阿育王还派出了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大批使者和僧侣，
到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去传教，这一行动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国际传播。
特别是印度公主在去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传教时，
带去了僧侣、佛典以及一枝神圣的菩提树枝，并亲自种植在锡兰，
这一行为象征着佛教在锡兰的扎根和发展。
经过一番宣传和使节往来，佛教不仅传遍了锡兰，而且很快传到了埃及、叙利亚、缅甸、中国和世界各地，成为了世界性的宗教。
除了宣传佛教，阿育王还采用了各种人道的统治方法，
他建立医院和政治保护区，修订法律，体现了他对民众福祉的关心。
在主干道的交叉点附近，设立国家粮仓和仓库，供紧急时候使用，
这显示了他对国家应急管理的重视。
在各条道路两旁植树，隔约三里挖一口井，设立行人休息的处所，
这些措施体现了他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怀。
为了向民众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阿育王在所统治范围内各地树起许多石柱，
刻上诏文，表明自己的决心，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
这些石柱不仅传达了阿育王的政治理念，也成为了他与民众沟通的桥梁。
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是一个民族和文化的大熔炉，各种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
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波斯人、大月氏人等不同民族的存在，使得印度社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这种多样性既是孔雀王朝的财富，也是其面临的挑战。
国王鼓励移民政策，旨在增加人口、促进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
这种政策不仅有助于从其他国家吸引人才和劳动力，也鼓励印度人移民到其他国家，
这有助于传播印度的文化和影响力，同时也带回外来的知识和技能。
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列国时代就面临了阶级分化新情况的挑战，
到了阿育王时期，这种制度更是因其不利于帝国统一和容纳外来民族而受到抑制。
外来民族多信奉佛教，而佛教的教义与种姓制度存在冲突，这使得种姓制度在外来民族中难以被接受。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婆罗门教的法律对种姓制度进行了新的补充和解释。
虽然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仍然是种姓制的基础，但同时承认了许多“杂种姓”。
这样的安排使得不同的职业集团、不同的部落或民族可以被安排在这些杂种姓里，为社会的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整合方式。
《摩奴法论》第十章中对杂种姓作了许多说明和解释，它提到了几十种杂种姓，
并对它们的产生原因进行了解释，认为杂种姓的产生是由于诸种姓间的通奸、娶禁止娶的女子和放弃本业。
这种解释为杂种姓的存在提供了法律和宗教上的依据。
《摩奴法论》还规定了各种姓的职业，并允许高级种姓的人在不得已时从事较低种姓的职业以谋生，
但严禁低级种姓的人从事高等种姓的职业。
这种规定体现了对高级种姓的保护和对低级种姓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