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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后，戈辉和刘文涛一起坐进了龙旗轿车，兰方舟给头车打出手势，头车发动，兰方舟这才坐进戈辉所在的第四辆龙旗轿车，十辆龙旗车顺次驶出外事局大院。
就在戈辉和刘文涛赶往特区工业局后面的凤凰技术大厦时，一则来自德国柏林和汉堡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德国时间九月六日（有时差），德国汉堡工人为了抵制标洛政府提出的新生产方式（流水线），举行了第二次群众性政治停产（第一次是1906年1月7日，这一次是我加的，你在历史上找不到）。
为了呼应汉堡工人停产，柏林的摩押人区（工人区）十万工人举行停产行动，他们更加反对新生产方式，工人与德国军警直接开战，工人的抵抗相当顽强，柏林的街垒越来越长。
德国工人为什么反对新生产方式呢？
德国以前的生产方式，工人参加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对工人的技术和经验要求极高，很多学徒工或辅工，甚至需要跟着学习十年，才能成为工长级工人。所以技术一流，经验丰富的工人，非常吃香，地位极高，变得不可或缺，是工厂的宝贝，连工厂主都要高规格礼遇他们。
这样的生产方式，能生产出质量非常过硬的产品，但也有一个不能回避的弊端，就是慢，效率不高，主打一个慢工出细活。你还不能催，万一产品质量下降，谁的责任？
而威廉二世和标洛首相，联合提出的新生产方式，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极大的降低了高技术、高经验工人的作用。工人不必参与产品生产的全部环节，根据实际情况，只负责一个或几个小环节，工人能快速的熟练，快速的胜任，快速的专精，也能随时被替代。高技术、高经验工人不再像原来那样重要，不可或缺，他们和学徒和辅工一样了。大家都一样了，原来的待遇、地位也就没有了，这样的落差，他们不能接受。不接受，就要想办法改变，他们想到了像以往那样的停产行动。
一直被打压的社会民主党残余，再次找到了天赐良机，他们咨询了列宁，吸收了沙俄工人的斗争经验，决定采取政治总停产的斗争行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采取破坏机器，破坏工厂的极端行动。就这样，他们在九月六日，在汉堡和柏林同时发动政治总停产，柏林摩押人区的工人更加激进，筑起街垒，直接攻击军警。
解释一下美国和前毛熊国的流水线情况，美国人发明的，从福特T型车开始的，美国工人接受这样的生产方式，为什么我也查不到，真查不到。前毛熊国接受流水线，一是S2赛季的特殊情况，战争需要，二是毛熊国工业化水平低，工人更容易接受新东西，至少能节省体力。后世的龙国也一样，生产力水平更低，几乎就是从零开始，直接上流水线，工人以为本来就是这样。戈辉的北方特区就是这样，直接上流水线，工人没有其它想法。
以威廉二世和标洛首相为首的德国高层，深刻意识到德国出现了极为严重政治危机，很可能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德国高层齐聚波茨坦宫开会，商量工人停产的问题。据情报显示，工人停产，背后是社会民主党残余在起作用。
内政大臣马茨-胡梅尔斯和财政大臣尼拉克斯-聚勒，联合提议：“暂时停止推广新生产方式，缓和政府与工人的矛盾，应该采取以点到面，从小到大，小规模的开始，逐步扩大的方式推广。比如先在新建工厂里推行，然后逐步向其它工厂扩大。”
提尔皮茨和毛奇一起反对，提尔皮茨质问胡梅尔斯和聚勒：“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中东发现石油了，谁都想在中东分一块地，就连戈辉都想分一块，要知道，他的海军连块舢板都没有。德国距离中东地区，至少在五千公里以上，中东的石油靠什么争取？靠巴格达铁路吗？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们，德国等不起。我们能依靠的只能是战列舰，还有DG-06半自动步枪（德国版FA-1903-C）。如果以现在的生产方式，我们是无法满足大规模战争需要的，必须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流水线生产方式，也只有这样的生产方式才能让我们的后勤源源不断，才能让我们一直赢最后。”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工人停产，就停止新生产方式的推广，因为一次的退让，很可能会换来更大的规模的停产行动，决不能让工人尝到停产的甜头，必须坚决打击，首恶必诛。退让或者说容忍，是最大的错误。”毛奇接着说道：“工人没有坐在我们的位置，他们看不到只有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所以他们永远都是短视的，他们只想自己舒服，顾自己的小家，赚自己钱。当然，他们这样想也没错，但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不等于他们失去了原来的收入，反而因为只专注于一项或几项简单的工作，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毛奇这话说的就很无耻，真要能赚更多的钱，工人才不会反对呢），所以，改变生产方式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挺过去了，就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他是越来越推崇流水线生产方式了，他甚至觉得这样的生产方式，真的能改变战争结果。
解释一下，当下的德国财政其实非常缺钱，采用新生产方式后，不会像原来那样发计件工资，工人的工资不但不会提高，还会下降，所以工人搞大停产是无奈的选择。
波茨坦宫的会议陷入僵局，威廉二世和标洛首相显然更支持海军大臣提尔皮茨和参谋总长毛奇，但是内政大臣马茨-胡梅尔斯和财政大臣尼拉克斯-聚勒的意见同样是老成谋国之举。
内政大臣马茨-胡梅尔斯又道：“我认为是戈辉居心不良，他就是在给德国添乱，我们给他那么多技术，他不知恩图报，却想祸乱德国。”
“没错，错在戈辉，他就是用心不良。”财政大臣尼拉克斯-聚勒支持胡梅尔斯：“我们和戈辉合作是最大的错误，戈辉是最大最危险的‘黄祸’，德国必须切断与戈辉的一切合作，纠正错误。”他以为，搬出威廉二世亲自炮制的黄祸论，更得威廉二世的心。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十万工人停产问题，不是与戈辉合作是对是错的问题，不要跑题了。”帝国议会的热罗姆-博阿滕议长，重敲桌面提醒道“与戈辉合作，不存在对错，也不是对错的问题。”热罗姆-博阿滕议长再次重重地敲击桌面：“对和错，从来不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对和错，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甚至是在不断的转化，或者同时存在，也就是对也不对。”
一个商讨解决工人停产问题的会议，就这样硬生生地开成了哲学辩证会议。
不愧是诞生了尼采和叔本华的国度，开会都要讲哲学辩证。
汉堡和柏林的工人大停产，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注意，因为这次规模太大了。英法两国都在考虑要不要往这里面加点料，让规模再扩大几倍，这样德国就是不死，也要没了半条命。
一九零五到一九零六，德国发生了六千二百八十三次工人停产，有八十多万工人参加了斗争，但都规模不大，不像这次超过十万人规模。停产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改变生产方式。
北方特区收到的消息是柏林代表处发回来的，发到了外事局和总参谋部，戈辉还在去凤凰技术大厦的路上，还不知道德国出事了。
工业局直属的凤凰实验室，就在工业局的后面。从工业局正门进入，后门出去，就是凤凰技术大厦的地上停车场，一幢十层毫无新意的长方体大厦，大院正门就是工业局大院后门。
此时，一位精神略显萎靡，身着白色长褂的鸡窝头年轻外国人，站在大厦门口注视着陆续驶入的总督车队。
年轻人没动，就那么看着戈辉和刘文涛从一辆龙旗轿车里钻出来，看着他们两个走到近前，这才说话：“欢迎……”鸡窝头年轻外国人只吐出两个字，后面怎么说，又不会说了，他的语言天赋实在有点差了，但是工作相关的汉语，他知道很多，即便不会说，也能听懂。
“你说的，他能听懂，只是不会说。”刘文涛提醒戈辉。
戈辉看到马克，又想起了去年，好像一点没变，还是原来的样子。戈辉也不在乎这些小事，直接说道：“我听文涛说，你弄的那个什么合成纤维，有重大突破，我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突破？”
马克指了指楼上，吐出三个字，发音还算标准：“实验室。”
戈辉步入凤凰技术大厦，在一楼大厅，又看到了正对正门的墙上：凤凰不死，涅盘重生。脚步不停，随口赞了一句：“不错！”
戈辉等人换上了白色长褂，白色头套，在刘文涛和马克的带领下，来到了三楼的实验室，门上醒目地写着：康德拉-马克实验室。
马克立即拍自己的胸脯，指着实验室的名字说道：“我的……”只说了两个字，又说不出后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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