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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 双头鹰的重生：后苏联时代的迷茫与探索（1991-）
第二十九章 休克疗法的阵痛：新自由主义实验与寡头诞生
第三节 黑手党的市场经济：子弹与卢布齐飞（1994-1998）
一、5600个犯罪集团的新资本主义秩序
1994年春天，莫斯科的柳布利诺市场像一座被炮弹炸开的军火库。摊位上堆满了AK-47、手榴弹和防弹背心，旁边摆着伪造的护照和签证。一个穿着皮夹克的男人正在向顾客推销一挺轻机枪：“同志，这可是好货，车臣战场上缴来的，连枪管都是热的！”
与此同时，在距离市场不到三公里的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电子屏幕上闪烁的数字比黑市上的枪支还要疯狂。卢布兑美元的汇率像断了线的风筝，而那些穿着西装的交易员们，用对讲机喊着“抛售！抛售！”的声音震得玻璃嗡嗡作响。
在俄罗斯的地下世界，5600个犯罪集团正在用AK-47构建自己的资本主义秩序。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敲诈勒索，而是直接接管企业、银行甚至电视台。在新西伯利亚，一个叫“西伯利亚兄弟会”的团伙用炸药解决了某铝厂的厂长，然后以“保护费”的名义接管了整个工厂。
“同志们，”兄弟会头目瓦列里·塔塔尔斯基拍着厂长办公室的真皮沙发，“我们不再是小偷，我们是企业的战略投资者。”
而在圣彼得堡，一个叫“北方兄弟会”的团伙甚至开设了自己的商学院，教授如何用武力优化供应链。课堂上，讲师用投影仪展示一张流程图：左端是“威胁”，中间是“爆炸”，右端是“利润”。
“记住，”讲师敲着讲台，“真正的资本主义不需要道德，只需要效率。而我们的效率，比那些穿西装的银行家快一百倍。”
二、银行家的防弹车与退役上校的军功章地摊
1996年夏天，莫斯科的街头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银行家们开着装甲车去上班，而那些退役的苏联军官则在地铁口摆摊卖军功章。
在特维尔大街的一个地摊前，一位曾经的红军上校正用放大镜擦拭他的“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奖章旁边摆着几枚RpG火箭弹的空弹壳，标价10美元一个。
“同志，”一位游客指着奖章问，“这是真的吗？”
“当然，”上校叹了口气，把奖章翻过来，“看，背面还有编号。不过现在，它只能换两包香烟。”
不远处，一辆装甲车缓缓驶过。车窗里，银行家伊万·马尔科夫正用卫星电话与伦敦的客户通话。他的银行刚刚完成对一家国有钢铁厂的收购，而收购资金的三分之一来自某个离岸账户。
“先生，”他的助手递上一份文件，“您看，这是今天收到的威胁信。第三封了。”
马尔科夫扫了一眼信封里的子弹壳，冷笑一声：“告诉安保部门，把我的防弹玻璃再加厚两厘米。那些用子弹威胁我的人，显然不懂现代金融的威力。”
当晚，钢铁厂的工会主席在回家路上被两颗子弹击中后心。他的遗体被送到太平间时，口袋里还揣着准备发给工人的罢工通知。
三、1998卢布崩盘：储蓄蒸发与寡头狂欢
1998年8月17日，莫斯科的天空阴沉得像一张被揉皱的钞票。在中央银行的办公室里，经济部长索斯科韦茨正对着一份报告发呆：“卢布兑美元汇率跌至1:9.7，国家外汇储备已不足10亿美元。食品进口商要求立即支付货款，否则……”
“否则莫斯科的超市明天就会空架。”叶利钦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伏特加的颤音，“告诉那些银行家，国家需要他们的美元。如果他们不合作，就让他们看看工会主席的下场。”
与此同时，在麻雀山的观景台上，别列佐夫斯基正和另外六位寡头举杯庆祝。他们的私人飞机已经加满燃料，随时可以撤离。
“同志们，”别列佐夫斯基晃了晃杯中的伏特加，“国家破产了，但我们的账户是安全的。看呐，那些用卢布储蓄的傻瓜，他们的存款正在变成废纸。”
远处，红场上的救世主塔楼电子钟突然短路，发出刺耳的蜂鸣声。整个莫斯科陷入短暂的黑暗，仿佛整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没有麻醉剂的手术。
当灯光重新亮起时，超市货架上的面包已经被抢购一空。退休教师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站在空荡荡的货架前，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100卢布钞票。她的养老金刚刚贬值了80%。
“同志们，”她对着空无一人的货架喃喃自语，“这就是你们的自由市场？用我的面包换他们的美元？”
四、双头鹰的断翼：谁为俄罗斯买单？
1998年冬天，莫斯科的街头飘着湿冷的雪。在国家杜马的听证会上，经济部长索斯科韦茨正面对愤怒的议员们。
“部长先生，”一位议员拍着桌子，“国有资产流失90%，通货膨胀率超过200%，失业率突破两位数。这就是你们的改革？这就是你们的自由市场？”
索斯科韦茨擦了擦额头的汗：“我们……我们本想建造一座通向繁荣的桥梁，却没想到……”
“却没想到是一座通往地狱的滑梯！”议员们齐声吼道。
与此同时，在郊外的一栋别墅里，寡头们正在举行化装舞会。别列佐夫斯基戴着一顶印第安酋长的羽毛帽，对着镜子自拍。他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着瑞士银行账户的最新余额：32亿美元。
“自由万岁！”他对着镜子举杯，杯中倒映着红场上的积雪。
而在西伯利亚的某个村庄，农民伊万正用斧头劈开一块冻硬的面包。他的拖拉机因为缺少零件已经停了三个月，而政府承诺的补贴像消失的卢布一样无影无踪。
“同志们，”他对着冻土吐了口唾沫，“你们的改革就是一场骗局。我们种了一辈子麦子，最后却只能用斧头劈面包。”
当1999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红场上时，克里姆林宫的电子钟再次响起。这次，它报时的滴答声像极了苏联时期工厂里的打铃声。只是这次，铃声里没有希望，只有空荡荡的货架和满地的美元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