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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了一支烟给陈友国点上，他又接着说道：“交警找不到肇事者，这我们理解，但是在没有根据面前也不能乱说乱讲的。他们说，孩子当时都撞成那样，怎么还能看清那辆车进了县政府呢？他们给我们的最后结论是：这事属于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案。给我们的答复是：像这样的案子，每年全国不知要发生多少起，有的查得出肇事者，有的永远也无法查出。又说让我们相信他们，也许有一天会查出来，让我们先把孩子医好，让我们等着。可这一等就是十多年，他们查了个什么呀！”
“孩子出事后，为了医治孩子，我们家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还跟亲戚借了不少医药费，可还是筹不够钱。在无钱医治孩子的情况下，我们找到了学校和县政府，但学校推，县政府推，学校说孩子是私自外出，学校没有责任，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说谁撞了孩子去找谁，要我们走法律程序，听交警的。当去找县领导时，所有的领导都避而不见，也真是无奈了，我们就叫了几个亲戚去县政府静坐，向上级反映，撞孩子的车就是进了县政府，有可能是县政府的车撞的，要县政府给我们家一个说法，要求查出肇事的人。在我们不停的上访后，县政府才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出于我们家的实际困难考虑，出面让县医院减免了孩子的部分医药费，但条件是一切按法律办，听交警的，出于无奈，我们答应了，答应了不再去找他们，不再上访。可我们没想到的是，孩子出院后，又哭又闹，说找不到那个坏人她就不上学了，说她没有看错，那辆车就是进了县政府，还说那个坏人临走时摸过她的鼻孔，踩她时她看清了那人的样子，她还记得那人的长相，如果她见到那人，她能认出来。”
“陈忘这孩子不会说谎，再说，她连胸都没了，一辈子的事，两边锁骨还支着钢架，找不到肇事的人，她后期的手术就不能做，那她今后怎么办呢？孩子不上学，我们拿她没办法，只好随了孩子的心，又到县里上访，要县里找出那个肇事者。但这一次，连工作人员都不接待我们，就算有人来，说话也是粗声大气的，说我们家得寸进尺，问我们还想怎样？这样闹下去是不是想让全县的人都知道陈忘没有了胸，那样对我们家有什么好处？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孩子以后怎么做人？将来还嫁不嫁人？”
“我们当时也想，认命了，政府也出了一部分医药费，但孩子却倔的很，说找不到那个坏人就不上学了。我们一家只好陪着她去市里、省里上访，并给省里所有领导写信，可是仍没有结果。有一次，我厚着脸皮去县信访局，有一个工作人员不耐烦地对我说：‘你们这样闹，写一些无用的材料，最后省里的领导还不是批转到我们手里，最后，这事还不是由我们来处理。’他还随手拿起一沓我们写的上访材料，在我面前晃了晃大声说：‘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写的，这些东西不是都从上面转到我这儿了吗？这事你们不要闹了，闹、上访都没有用。最后，还不是县里来处理，这不就是一个交通事故吗？你们有多冤，比你们冤的事多了去。’我们就是在这样被人误解、谩骂中走过来的，被骂多了，我们越发变得无能为力。后来，我们抱着让天下人都知道孩子没有胸的风险，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们把这事向省里的一些媒体说了，可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我们被乡上的人跟踪、监视，被人恐吓。省里虽来了一些记者，可他们大多去了一趟县里，就回去了，真正与我们接触的记者没有几个，少有的几家报道的，也是与事实不相符。我们也去起诉过交警和县政府，但法院说被告主体不成立，不可以立案。上访的路真的很艰辛，直到现在，我们也没跟孩子说这些。” 陈友国痛苦的，有点后怕的摇了摇头。
“但我家娇娇是知道我们这些苦的。”蒋珊珊插话道。
“我们把我们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但还是没有结果，没有找到那个肇事驾驶员。孩子不上学，我们拿她没办法，只有隔三差五的还去县政府，到了后来，县政府的大门都不让我们进，说我们是刁民，说我们纯粹是无理取闹。最后，我们只有自己去找那个坏人，我和她妈妈带着孩子在县政府大门口站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孩子说，只要看见那个坏人，她就能认出，我们想那辆车进了县政府，那个人可能是在县政府上班，只要他出现了，那孩子就会认出他来。我们就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地站在门口。我们不敢把车拦下来，只能隔着玻璃窗看。那些日子我们不被人理解，遭人白眼，有的只是骂声。他们有时还会派人来赶我们，但我们说，就是被冻死、饿死在县政府大门口，也要找到那个人。”
“孩子她妈身体不好，有时说话会颠三倒四的，他们就借这个，骂我们一家是疯子，还威胁我们说，再这样下去就把我们抓起来。后来他们真把我们一家抓了送精神病院，因为这个，引起了一些同情我们家的人与他们发生了更大的冲突。从出事到现在，不管是学校还是县政府就从没有人到家里看看我们，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他们每个人都躲着我们，就像躲瘟疫一样。后来，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孩子真的看错了，看着孩子一天天的消瘦下去，加上她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再那样下去，是要出人命的，还有她妈的病也因孩子的事，变得越来越严重，那段时间是反复发作，接下来真不知会出现什么后果，但我能怎么办？在我们一家老小病的病，疯的疯，躺在县政府大门时，在我不知下一步要怎么办时，县里通过乡上传话给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再闹下去的话，那将来不管孩子考上什么学校，毕业了，政府都给安排一个工作。”
“当时，想想孩子的苦，现在工作又那么难找，那么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我就替孩子答应下来了。然后我这个做爹的反过来求孩子，以再这样下去就没有了妈妈来劝说她，她才哭着回校上课。”
“那时因没钱，医院只是把孩子救活过来，对她的胸部没怎么处理，医生说她正在发育期，要我们把孩子送到省里的大医院对胸部做手术，不然将来孩子长大了，胸部就会是畸形，会影响到她一生。但当时我们真没有办法，只有不管她。现在她长大了，我们真是愧对她，可当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孩子自从回到学校后，像变了个人似的，很坚强，也更加懂事。她每个周末都回来帮我们做农活，还反过来安慰我们，说她会好好读书，说找不到那个坏人，那就不找了。她要我忘了那事，不要再去想了，在家里好好照顾她妈妈，她将来要学医，要把她妈妈的病治好。这孩子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为了也能让她忘记过去，我们还把她的名字改成了‘陈忘’，她出事前是不叫这个名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