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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谁能想到胡为民执行力那么强。
而且，怎么说呢，《谋杀》他看了，写得真好。
要是拍成电影，话题度直接拉爆，影响力可不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能比拟的。
摇摇头，将这个荒诞的念头甩出去后，他又感到尴尬。
汪厂长交代的任务他必须去做，可你让他这么个老同志向胡为民求情，这……
“唉，这都是什么事啊！”
北影厂里自然不会只有一两个人看了胡为民的新作，就算一开始不知道，可等事情发酵后，该知道的也知道了。
“胡老师厉害啊，新书写得这么好！”
“呵呵，你以为只是故事吗？”
“什么意思？”
“偷偷告诉你，这事是真的！”
“嘶，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就是咱们厂的事，只是被压下去了！”
“哎呦喂，哥哥啊，快告诉我，那个宫女士是谁，编剧又是谁？”
“宫女士，不就是龚……至于编剧，嘿嘿，大作家啊！至于那个传谣的人，我告诉你……”
“嘶！”那人倒吸一口凉气，眼睛睁得老大，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你可千万别传出去啊！”
“一定不传。”
那人等哥们走后，碰到一个熟人，“哥们，胡老师的《谋杀》看过吗？”
“看过？好，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别乱传……”
不出谢铁丽所料，《谋杀》的原型故事很快在北影厂传开。
大家一边吃瓜，一边传播，好不快乐。
文学部，江怀岩和梁晓生刚刚看完小说。
“胡老师太敢写了！”
“要出大事啊！”
他们一边赞叹于胡为民的敢想敢干，一边又为厂里感到担忧。
这并不冲突，支持胡为民和龚雪是出于公理和道义。他们担忧北影厂也很简单，因为他们就是北影厂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到了晚饭时间，关于龚雪就是小说里宫女士的传言，已经传遍整个北影厂。
当她出现在食堂的时候，大家看她的眼神都变了。
不是厌恶，而是同情、好奇、畏惧等复杂情绪。
因为自己的遭遇，让胡大作家出手，然后惹得北影厂上下人荒马乱，她的经历太过传奇。
龚雪将这一切看到了眼里，她知道胡为民的谋划已经初步成功。
中午一位女演员给她传谢铁丽的话，还有现在食堂的一幕就是明证。
……
经过一天时间的发酵，《谋杀》再次火遍燕京和周边城市。
民众对这部小说的讨论热情非常高，这种热情反应到媒体上，就是今天几乎绝大部分报纸都有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和讨论。
《中青报》以《社会性谋杀与集体暴力》为题，写了篇评论：“小说（《谋杀》）的核心主题直指“社会性谋杀”这一残酷现象。宫女士并非死于刀伤，而是被谣言、舆论和群体的恶意“绞杀”。编剧的台词点明主旨：“杀死她的不是刀，而是口舌”，揭示了语言暴力的致命性。
同时，这也是一种现实映射。作品影射了现实中的“荡妇羞辱”现象，尤其是广大女性同志在工作中和社会上因性别偏见遭受的道德审判。谣言一旦涉及“性越界”，受害者往往被默认“有罪”，这种社会心理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燕京晚报》将目光聚焦在角色塑造上：“宫女士作为悲剧主角，她的形象具有典型性。从最初的才华横溢、充满希望，到被谣言侵蚀后的崩溃，最后走向自我毁灭，她的心理变化层层递进，令人共情。她的无力感与挣扎，反映了个体在集体暴力前的渺小。
在群体形象刻画上，电影厂的同事、记者、邻居等构成了“无形的加害者群体”。他们并非直接行凶，却通过传播谣言、冷漠围观、恶意揣测推波助澜，展现了“平庸之恶”的恐怖。
其中关于反派的暗示耐人寻味，最终获得角色的女演员“意味深长的笑容”暗示了谣言的源头可能源于利益争夺，但作家胡为民刻意模糊真相，强调群体共谋的复杂性。”
《燕京日报》赞扬了小说的叙事技巧：“小说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叙述宫女士的遭遇，避免煽情，反而强化了压抑感。例如，宫女士自杀的描写简洁却震撼，与后续社会的狂欢形成尖锐对比。
通过谣言传播的对话、记者的扭曲报道、群众的议论等碎片化场景，拼凑出社会对个体的“围猎”过程，叙事层次丰富。”
《文艺报》在《思想与艺术价值》中赞扬道：“就文学性和思想性而言，《谋杀》非常成功，远超胡为民的其他作品。
《谋杀》小说虽短，但结构紧凑，意象鲜明（如“割腕的刀”与“口舌之刀”的隐喻）。结尾编剧的控诉是画龙点睛之笔，将个人悲剧升华为社会批判。
作品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探讨了系统性暴力如何通过日常语言、偏见和制度性冷漠实现。它迫使读者反思：我们是否也曾成为“谋杀”的帮凶？”
除了媒体对作品的赞扬外，民间对这部作品的讨论也格外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