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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史书或是后人怎样评价这位了翁先生。不过可以负责任的说，了翁的《尊尧集》却是引发了元丰、元佑两党于徽宗朝再次争斗的一根导火索。
于是乎，留在“政和初春”的“崇宁残雪”再心入。
于是乎，便又是一个“自此浮沉不由人”。朝中两党又将那“知性相杀，薪火不断”之事重来。
然，如此势均力敌的争斗，却是给了吕维这帮人一个天大的时机。却又让吕维一个扼腕叹息。
自家这一手“德洪冒籍讪谤”阴损还未使出，那天觉相，就已经在两党第一波次的争斗中倒下了。
天觉相虽为人中刚，但是，让他处理通货膨胀这等，到现在都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着实有些难为他了。
倒不是这张商英无能，北宋的整个政府本身，对于处理这种复杂的经济情况的经验，却不能说是不足。那叫压根就没有啊！
咱们改革的初期，还有美国这块石头可以摸着过河。
北宋那会？美国？整个欧洲还不知道在哪里转筋呢。
那就摸着石头过河呗！
别闹了，那会我们就是那块河里的石头！整个世界都在等着摸着我们过河呢！
然，更要命的是，但凡有点经验的都被干掉了，比如说蔡京。
咦？怎么说蔡京精于此道？
倒不是他精于此道。而是这位三朝元老一直在从事这件事。拆东墙补西墙经验比较多罢了。基本还能让政府不至于丧失经济的把控能力。
北宋的那场经济危机，源于“准备金”不足而导致货币超发。并且到哲宗朝后期，也就不要什么准备金了，直接发行算了，反正准备金老是不够用。
到了徽宗朝，崇宁年的货币改革，将“交子”改为“钱引”的同时，有用《募役法》让富户出钱，全国性的搞大基建来盘活经济，然却只是一个稍微暂解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然，蔡京杭州居住后，交子又是一个“不蓄本钱”的大规模的超发。至大观四年便是一个“至引一缗，当钱十数”。
可笑吗？不可笑。没经验罢了。
但是，如果没有他们这样，我们现代人看来既可笑的又愚蠢的作死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也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的必由之路。
毕竟，我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行。
雷，总得有人去踩的。
这经济危机麽，说起来倒是简单。
比如说一个封闭性的社会，有一百人来说。
假设，这个一百人社会所创造出来物资也是完全够一百人用的。而且，资源分配也是平均的。
每个人都有百分之十。这样就能达到一定的社会基本平衡和稳定。
但是，现在这一百人中的一个人就占有了全部资源的百分之九十，那么剩下的就九十九个人，也只能分到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十。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现象，整个社会的资源、货币只有那么多。占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消费能力再强，也不可能替代其他人的消费力，因为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力是不能划等号的。
消费能力是我有这样的能力，消不消费看我自己的意愿。消费力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被迫的，关乎生存的刚需。
但是，一个社会的消费趋势，往往是向高附加的值商品趋近。也就是向消费能力趋近。
而对于生活必需品的低附加值的刚需，他们的消费力也就是和原来的差不多。
这就造成了低附加值刚需商品的消费力不足，高附加值的商品生产过剩。
而那些手头只有百分之几财富的九十九个人，由于消费力不足，又买不起那些低附加值的刚需产品的话，那就会造成整个社会产能过剩而整体的消费力下降。
社会消费力整体下降又会造成新一轮的生产力过剩。
这样的话，也就造成了这个小社会整体的冗余财富成几何倍数的增加。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看似富足，内里却是整体社会的积贫积弱。
也就是钱确实很多，但是，有钱的因为消费力，钱多的没地方花。
没钱的又几经努力却依旧挣不到钱，从而产生绝望性的躺平，进入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低消费。这样的话自然也没钱去消费。
如此，便是进入了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差距，而且，一旦形成，这种差距会逐渐拉大，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当然，这只是一个乐观的、简单的理想状态下的假设。实际情况，要比这一百来人的封闭社会要复杂得多。
这种复杂情况对于改革派的元风党而言，也是有经验应对的。比如说，王安石的《募役法》。
《募役法》说白了，就跟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差不多。朝廷派下徭役，穷人出力富人出钱。出钱的可通过雇佣穷人来免除徭役。
蔡京也有他的经验：扩大政府性投资行为，利用王安石留下的《募役法》继续从富户身上抠钱！
抠出来的钱拿来进行大基建。雇佣贫民，去兴修水利、挖运河、办官学、修驿道、资助居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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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惜对西夏、河湟之地发动战争，来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
崇宁年间，全国各地玩命的修建漏泽园、居养院、安济坊等等，这些个“官办贫困救助制度和组织机构”。你以为那蔡京良心发现啊？那只不过是对付日益膨胀的经济危机的手段而已。
然而，对付通货膨胀性的经济危机，基础建设以及慈善机构、社会慈善事业大量的投资，对拉动经济那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起码能让富户手中过剩的消费能力释放出来，让贫民中过剩的社会劳动力都能挣到钱。从而刺激大宗的低端刚需消费，使得大量的生产力向低端消费品倾斜，让货币流通性增加。
而且此举能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交子也好，钱引也罢，不流通不进行交易的话，那就是纸啊！如此元佑党人口中的“与民夺利”、“虚耗国帑”倒是比经济崩溃好一些。
那张商英倒是看不到此间奥义麽？
可以很坦诚的告诉你，能看到，但是他干不了。
为什么干不了？有皇帝帮他撑腰耶！还不够他臭屁的？
然而，即便是有那说话不怎么算数的皇帝撑腰，那元佑党人也不允许他怎么干，全国绝大多数的豪民富户也不允许他这么干。因为那些个豪民富户可是他们诗酒田园的金主，得罪不得。
那天觉先生本就是元佑党籍，但因本人“持中”的执政理念在那元佑党人心中便是个异类。
本身就有“谓蔡京虽明绍述”的口实，这一但效仿了蔡京，行那《募役法》便是做实了这个叛“党”的罪名。
其二，从富户身上抠钱？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上基本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从富户身上抠到了钱，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富户也会想尽办法再把钱再给弄回来。
届时便又是一个官商勾结，吏“携礼乱政”，豪民“殃民牟利”，闹不好激起民变倒是一个不好收拾。
咦？你说的太绝对了，“吏”怎可“携礼乱政”？
哈，首先说这“权”是自下而上的。文彦博一句“务要人推耳”说出了多少无奈？
其二：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身在基层的，看似良善之人得“权”之后是什么样的。
即便是小区门口的一个保安，你给他一个警棍试试？
那些曾经善良的，存在于社会底层的老人们，绝对有能把一个小区活生生的变成一座监狱。
并美其名曰“管理”，而且他们觉得自己绝对有这样的权力，去实行这个“管理”。
“管理”在这个词源于意大利文 maneggiare 和法文 manage 演变来的，原意是指“训练和驾驭马匹”。
所以说，这管理的“管”字便有一种强制的意思在里面。即，通过武力或者是律法的手段去加以约束。
而“理”是“梳理”，“理顺”的意思。
意思就是：理顺了关系，再形成有效的法规去进行相应的约束。
但是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把后面的“理”给选择性的省略了，就剩下“管”了。
不接受“服务”？“管”得你接受“服务”！反正你家在这个小区，你家里还有你的老婆，你的母亲，和你的孩子。你在我手里并不是没有软肋！
民众且是享受这管理的“服务”？姥姥！看看现在的物业管理公司的德行你就知道了。
此类事现在都常有，更不要说几百年前的宋朝。
况且那会作为管理者的小吏，思想还没“先进”到现在的这种程度，还停留在“祸不及家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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