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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信件的后半部分，常也流露出了一丝无奈与忧虑。
他提到自己在国人党内部，总能能隐隐的感受到来自粤省籍成员的压制与排挤，这让他倍感压力。
因此，他恳请李斯年能利用其父亲李举人的影响力，为他推荐一些来自浙省的杰出人才，尤其是浙省奉化的家乡子弟，以增强他在党内的支持力量。
同时，常再次向李斯年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希望他能够前往粤省协助工作，并且这次邀请不仅仅局限于李斯年本人，还包括了他的大哥李斯盛、二哥李斯世，甚至是大侄子李源顺，希望他们能够一同前往，共襄革命盛举。
此时，由于革命尚未取得最后的成功，孙这位公认的领袖人物也还在世，所以国人党内部总体上还是保持着相对统一，不像后来那种四分五裂的状态。
党内仅有的分歧，也仅仅是围绕在是否与人民党合作的问题上，形成了左派与右派两大阵营。
但是，从国人党的前身同盟会开始，其内部的人事安排与职务任命便已显现出一种很强的地域色彩，尤其是粤省籍成员，其地域归属感与影响力尤为显着。
在革命初期，粤省一直作为国人党活动的主要根据地，被誉为“革命的摇篮”。
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孙领导的十次反清起义，其中有六次发生在粤省，三次发生在相邻的桂省，无数粤省儿女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例如，着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四十人来自粤省，这使得粤籍的国人党员普遍带有一种“正统”的自豪感，在党内享有独特的地位与尊重。
孙作为国人党的领袖，同样出生于粤省。
从他领导革命以来，身边便逐渐聚集了一批以粤籍为主的忠实追随者。
兴中会成立之初的286名会员中，竟然有271人来自粤省，占比高达90%以上，这一数据生动地反映了粤省在国人党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当时孙所倚重的核心领导干部中，有所谓的“上三”和“下三”之说。
具体而言，“上三”指的是胡汉民、汪填海和廖仲恺这三个人，“下三”则是指朱执信、邓铿和古应芬三人，而这六个人也都是清一色的粤省人。
在国人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由于众多来自粤省的代表听不懂其他省份代表的发言，甚至有人直接提议，应将大会的各项重要报告和决议内容都翻译成粤语，以便大家更好地理解与讨论。
令人惊讶的是，当天主持会议的主席竟然也同意了这一颇为特殊的要求。
因此，在众多粤省大佬的面前，常这位浙省人就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了。
对于这一现实，他在这封信中也是颇多抱怨之词。
其实在同盟会初创之时，浙籍成员也有不少人，像是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陈其美、章太炎、沈钧儒等人，他们均曾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但遗憾的是，这些人中多数英年早逝，未能形成一股较大的势力。
尤其是常某人的结拜兄长兼大靠山陈其美，正是他一手提携和栽培了常。
可惜，陈其美不幸遭到了袁大头派遣的刺客暗杀，这使得常失去了最坚实的后盾，在党内的支持力量大打折扣。
此后，他不得不更加紧密地追随在孙的身后，甚至在某些艰难时刻，一度萌生了退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