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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风带着一丝凉意。
他提着箱子，在巷口的阴影处停下。
他抬头看向街对面。
路灯下，一辆汽车停在那里。
汽车旁边，站着几个人。
其中一个，正是那个司机。
他正和几名穿着警服的警察，谈笑风生。
旁边，那辆载着五名宪兵的汽车，也停在那里。
陆阳的眉峰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那个司机，怎么会在这里？
他为什么和警察在一起？
他没有冒然上前。
他等待着。
他看到，警察和司机交谈了一会儿，然后，警察们离开了。
载着宪兵的汽车，也驶离了。
只剩下那个司机，站在路灯下。
陆阳从阴影中走出，提着皮箱，向街对面走去。
那个司机看到了他。
司莫尼被直接送进了医院。她的身体被安置在柔软的病床上，鼻腔里再次充满消毒水的味道。经过全面检查，她被诊断为抑郁症和严重营养不良。她没有体力也没有心情去抗拒，任由护士将针头扎入血管，冰冷的液体缓缓流入身体。她被动地接受输液和药物治疗，意识昏沉。
一段时间后，她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她发现自己不再封闭，对外界事物重新产生了兴趣。她的目光开始捕捉到病房外走廊的灯光，听见护士交谈的声音。她能逐渐集中注意力，从阅读简短的医疗报道开始，到重新拿起书籍。尽管夜间睡眠仍有障碍，常常在半梦半醒之间挣扎，但已不再是纯粹的折磨，而是偶尔能进入浅眠。那些常人理所当然拥有的感知能力——风拂过脸颊的柔和、清晨鸟儿的悦耳鸣叫、他人说话时嘴唇的意义——都一点点回到了她身上。麻木感如同药力消散，她一步步找回了对周围环境的感受。她的呼吸变得更深，身体也开始感受到食物的滋味。她仍然郁郁寡欢，无法真正快乐起来，内心深处盘桓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但一度笼罩她的死亡阴影似乎正在消退。她意识到生命并不容易放弃，曾将她击倒的深重哀伤也只是一种可以通过药物控制的病理现象。意识到这一点，她没有欣慰，反而感到一丝嘲讽。她的嘴角向下牵动，露出一个没有温度的笑容。
出院后，司莫尼被邦德接到了一处设施齐全、装修豪华的公寓。公寓位于市中心的高层，透过落地窗能俯瞰大半个城市。尽管她知道这是李锁柱一手安排的，但她并没有提出异议，顺从地住了进去。公寓里的衣橱按她的尺码备好了新衣，从休闲服到正装，款式多样，颜色素雅。书架上也摆满了书，大部分是她过去喜欢的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记，显示出安排者的细心和对她过往喜好的了解。然而，司莫尼的状态依旧消极，她只是在这些现成的生活框架中游荡，实在没有精力去处理生活琐事，包括自己找房子——她甚至没有心力应付日常。她断绝了与所有旧同事、朋友的联系，手机大部分时间处于关机状态，屏幕一片漆黑，也不再使用网络和邮箱，仿佛要将自己从数字世界中抹去。只与远在Z市的父亲保持最低限度的电话沟通，每一次通话都简短而客套，像完成一项任务。
尽管如此，她并没有完全与世界隔绝，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完全独立生活。邦德会定期过来，他的脚步声总是轻柔而准时。他负责接送她去医院进行复查，并每周带她去张教授的办公室接受心理治疗。在公寓里，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和照料，李锁柱最初安排了三名护士24小时轮班看护，她们穿着统一的制服，脚步轻盈，声音细微。另有一名保姆负责她的饮食和家务，每天按时准备三餐，将公寓打理得井井有条。尽管公寓宽敞，工作人员也极其专业，工作期间保持安静，甚至有独立的进出通道，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她的打扰，但司莫尼仍能强烈感受到生活在人群之中、被监视的感觉。这种感觉像一张无形的网，让她胸中涌起无以名状的烦闷，呼吸都变得不畅。然而，她清楚以自己当时的状况，李锁柱是绝不会让她独居的，因此也只能默默接受这样的安排，身体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的反抗都化作了沉默。
心理咨询在国内并非普及，男1张教授作为心理医生，日常工作中需要面对各种心理疾患病人及其家属的怀疑、依赖和不切实际的期望。他曾坦言，李锁柱对待心理治疗效果所表现出的理性程度让他颇感意外，那种近乎冷酷的实用主义，与他对情感问题的认知形成了鲜明对比。而现在，司莫尼同样让他感到意外。他们的心理治疗从评价张教授的着作开始。司莫尼坐在张教授对面的沙发上，身体微微前倾。她告诉张教授，邦德将他的书给了她，她已经看了一部分，书页在她指尖轻轻摩挲。她主动对号入座，根据书中的描述，她认为自己患的是典型外因引起的抑郁症，药物作用有限，心理咨询对她而言是必要的。她的声音平静，像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张教授听到此言，身体微微向后靠在椅背上，唇角向上牵动，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我叫你莫尼，你不介意吧。”他说道，声音轻柔，“医生通常不赞成大家对着书进行自我诊断。”
司莫尼没有回应称呼，只是继续说道。
“我注意你不赞成的还有一点。”她的目光落在张教授的脸上，“书的第三章中你提到，你认为医生并不一定要诱导病人讲出感受，你的原文似乎是：传统心理治疗在某种程度上夸张了宣泄情绪的必要性。”
张教授的身体微微前倾。
“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我想这样的话，你就应该能理解。”司莫尼的声音依然平静，“如果有一件事我不愿意谈，并不代表我不配合治疗，你不必非要花时间穷究我回避的根源。”
张教授微微颔首，身体放松了一些。
“我确实会评估你的回避在心理学层面意味着什么。”他说道，“但我不会一定诱导你讲出来，每个人对创伤的处理是不一样的，不想表达对某件事的想法和感受，并不见得就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
通过这段对话，两人似乎达成了一种治疗上的默契和共识，一个关于界限和尊重的无声协议。
达成共识后，司莫尼每周都按时去接受治疗，从不迟到，她的时间观念异常精准。
治疗过程主要是张教授提问，司莫尼回答。从第一天接受治疗起，司莫尼就再没有表现出抗拒，非常配合，她的身体放松，没有一丝紧绷。即使提到李锁柱的名字，她也毫不回避，只是平静地陈述事实。
然而，对于她不愿意深入回答的问题，她总是泛泛作答，一带而过，像是在湖面上蜻蜓点水，不触及水底的深邃。
与许多渴望摆脱抑郁痛苦的病人不同，司莫尼似乎接受自己所有的症状，包括持续的失眠和药物引起的一系列痛苦生理反应，她像一个旁观者，冷静地观察着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她从未像其他病人那样向张教授提出问题，或指望他给出立竿见影的解答，仿佛她并不期待被治愈。
在治疗初期，张教授尝试使用悲伤辅导的常规方法，引导司莫尼回忆创伤事件的经过，试图让她强化死亡的真实感，从而接纳“死者不可能复生”的事实。他轻声描述，试图唤起她的情感。
然而，司莫莫尼面无表情地凝视前方，目光落在张教授身后的墙壁上，平静地告诉张教授。
“张教授，我16岁丧母，清楚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她的声音平直，像是在背诵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