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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出在羊身上！
难怪老佛爷当年能有底气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辛丑条约》规定清廷需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算上利益和贷款，总共达到9.8亿两白银，逼近10亿大关了。
才10亿啊？
我大清一年有3亿的财政收入，再苦一苦百姓，不用三年，两年半就能把赔款赔完了。
“黄宗羲定律，讲明了王朝赋税的累数级递增，也就是积累莫返之害！”
林煜随手在地上写了个“吏”字，而后缓缓开口说道。
“你们应该也已经意识到了，之所以会有‘黄宗羲定律’的周而复始，本质上就是我们开头所讲，国家管理科学的第一章，真正执行管理封建专制国家的人员部分，也就是作为最基层的吏员系统出现了问题。”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作为国家管理最基层，也是真正作为最终执行人的小吏，他们被国家的上层建筑剥夺了仕途和做官的资格，就连俸禄也是低到忽略不计。”
“如果你们是这些小吏，你们会如何？”
“荀子他老人家说的很好，人之性本恶，天下熙熙，皆为利往，人活着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百姓的欲望是吃饱穿暖、老婆孩子热炕头，商人的欲望是赚大钱，士兵的欲望是有更多的军饷、做将军……
所以，小吏的欲望，不能升官，那就只能求财了，他们会动用一切手中的‘微末’权力，去最大程度的赚取非法财富。”
“因此，即便每个新生王朝对税制都进行了更化改革，但真正执行到下面，依旧会被小吏以各种名目手段，将其无限放大。”
“被放大的数额，就是统计公式里的横征数额，而这个横征数额又总会将王朝的赋税，与农业生产的增值率，趋同平衡！”
确切地说，不是趋同平衡，而是紧追不放。
农业产量长一寸，赋税量就增一分，紧追不放，大体上能占总产出的30%～50%。
林煜又说：“但实际上，即便王朝上层知道有这些问题，就能因此不去进行税制改革吗？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位宋朝反贼，他是不是应该照搬，继续学县太爷那样，跟百姓去征收‘剿贼饷’等在内的一系列苛捐杂税？”
郑和当即摇头：“自然不能，他是被百姓推上去的，而且他自己便是反贼，如何能去继续征收‘剿贼饷’？”
“这就是了，”林煜点头说道，“所以反贼大当家必须进行税制改革，也就是合并全部苛捐杂税改为统一征收，这也是‘黄宗羲定律’在历代王朝的具现化。”
“总结来说就是，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
“在封建专制王朝的明文法典规定下，往往正税之外，总会因为各种需求，而增生摊派各种名义的杂税，不仅加重百姓负担，还为各级官吏横征搜刮、中饱私囊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不对杂派加以控制，最终必然会激化矛盾，危及到王朝的统治稳定。因此并税除费，简化税制就是历代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也是最直接的缓解办法。”
“但缓解之所以是缓解，就在于它永远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只是进行拖延，便如慢性病，越拖越难治，直到病入膏肓，药石难医！”
杨荣这时迫切追问道：“林先生有何高招？”
“高招谈不上，我只能给你们提供思路。”
林煜把碗里已经快化掉的最后一口冰沙干完，方才擦了擦嘴角，接着讲道：“前面说了，黄宗羲定律，导致它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这个国家的执行系统，也就是庞大的底层吏员组织出现了腐化病变。”
“所以，要想规避‘黄宗羲定律’的周期轮回，就必须先解决小吏的问题。”
“吏治吏治，关键在于吏，文官反而是其次。”
事实上，在最早的时候，官吏之间虽然不同属，但论起破坏力和实权控制力，吏可比官要强大太多了。
总有人说东汉袁氏“四世三公”多么牛逼，但袁氏的本质却是以一部《诗经》传家的官宦家族，而非盘踞地方的强势豪吏。
这在东汉王朝很常见，地方豪族出任本地吏员，那些“四世三公”则钻研四书五经传家做官，为家族富贵绵长。
放到太平盛世，“四世三公”的含金量肯定大于地方豪族，但到了汉末乱世，那些平素被官宦家族不太看得起的豪吏，直接靠着家族的部曲强兵，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财力，瞬间就支棱起来了……
“但比较现实的问题便是，如今大明的吏治，在经过了历代王朝的不断叠床架屋之后，早已不是说动就能动得了的！”
用更好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大明的吏治早就已经变成了一座“屎山代码”。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当代码能够运行的时候，那就不要再去动它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