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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在鲁哀公十六年的暮春，拄着拐杖站在杏坛上，望着满地落英长叹。弟子们围拢过来，见他手中竹简上写着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便问：“夫子为何事忧虑？” 孔子抬起布满皱纹的脸，目光掠过远方的泰山：“这四件事，是我终生的忧虑啊。” 话音未落，一阵风吹过，卷起几片杏花，仿佛为这句警示添上注脚。这 “四忧” 如四面镜子，照见人性的短板；又如四面警钟，提醒着修行的方向 —— 修德是立身之本，讲学是传薪之责，徙义是践行之要，改过是进步之途。从孔门弟子的践行到当代人的自省，这 “四忧” 始终是文明进阶的清醒剂。
一、德之不修：品德修养的荒芜
“德之不修” 的 “德”，在孔子眼中是 “仁” 的外显，《说文解字》“德，升也”，引申为 “德行”，即内心的仁心外化为行为的准则。孔子强调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认为德是个人立足与社会治理的根基。“不修” 并非全然无德，而是 “虽有仁心，不常修养”，如《论语?阳货》“乡原，德之贼也”，乡愿看似有德，实则因不修而沦为伪善。
孔子本人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曾子转述），将修德化为日常功课。他 “过则勿惮改”，在周游列国时，因 “见南子” 遭子路质疑，便 “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以自省回应质疑；在陈绝粮时，“从者病，莫能兴”，仍 “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以坚韧修持品德。这种 “不间断” 的修德，使他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达到德的至高境界。
“德之不修” 的危害，在历史中多有印证。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左传?宣公二年》），不修德而施暴政，最终被赵穿弑杀；战国时期的庞涓，因嫉妒孙膑才能而设计陷害，“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不修德而逞私怨，最终在马陵之战中兵败身亡。这些案例印证了孔子的忧虑 —— 不修德者，虽能得逞一时，终难善终。
修德的典范，首推颜回。他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贫困中坚守 “仁” 的品德；“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以自省修德，孔子赞其 “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颜回的修德不是刻意做作，而是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的自然养成，正如《周易?乾卦》“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修德需趁时精进。
汉代的董仲舒，将修德与 “天人感应” 结合，提出 “仁、义、礼、智、信” 五常之道，认为 “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举贤良对策》）。他本人 “三年不窥园”，潜心修学修德，“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汉书?董仲舒传》），这种 “内外兼修” 使他既能 “推明孔氏”，又能 “为群儒首”，将修德从个人修养升华为治国理念。
宋代的周敦颐，以 “主静” 修德，提出 “无欲故静”（《太极图说》）。他在《通书》中说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认为修德的核心是 “诚”。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辩，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宋史?周敦颐传》），以行动践行修德，这种 “宁弃官不违德” 的坚守，正是 “修德” 的真谛。
当代社会，“德之不修” 表现为功利主义对道德的侵蚀 —— 有人为名利不择手段，如 “学术造假” 违背诚信之德；有人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缺失见义勇为之德。但也有 “感动中国” 人物如张桂梅，数十年如一日坚守教育岗位，以 “病躯办学” 修奉献之德；王顺友 “马班邮路” 二十年，以 “送信不辍” 修责任之德。这些例子证明，修德仍是当代人的精神刚需，正如孔子所言 “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二、学之不讲：学问传承的断裂
“学之不讲” 的 “学”，不仅是知识积累，更是 “学道”—— 对仁、义、礼、智的探求；“讲” 是 “讲习”“传授”，如《论语?先进》“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通过问答讲习，使学问内化。“不讲” 并非无知，而是 “有学不传”，如《礼记?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最终导致学问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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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将讲学视为使命。他在杏坛 “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采用 “因材施教” 的讲学方式：对 “朽木不可雕也” 的宰我，仍耐心引导；对 “野人也，不如儒生” 的子路，循循善诱；对 “回也闻一以知十” 的颜回，深入探讨。这种 “有教无类” 的讲学，打破了 “学在官府” 的垄断，使学问走向民间。
“学之不讲” 的后果，是文明的断裂。战国时期的墨家，因墨子后学 “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各执一词，不讲学交流，最终 “墨离为三”，逐渐衰落；汉代的 “今文经学” 与 “古文经学” 因 “各守师说，不讲融通”，导致经学分裂，“博士弟子” 只能 “专经学习”，难以贯通六经。这些历史教训印证了孔子的忧虑 —— 不讲学则学问僵化，传承断裂。
讲学的典范，莫过于稷下学宫的 “百家争鸣”。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宫，“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学者们 “讲学不辍”，孟子与淳于髡论辩 “男女授受不亲”，荀子与稷下先生探讨 “性恶论”，这种 “讲中学，学中讲” 的氛围，使稷下学宫成为 “百家争鸣” 的摇篮，推动了学术的繁荣。
唐代的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通过 “讲学论辩” 统一经学。他召集 “国子博士、太学博士” 等学者，“共参议得失”，对《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的各家注释 “详加考订，去其异端，存其正义”（《旧唐书?孔颖达传》）。在编撰过程中，孔颖达 “每与诸儒论难，必据理以折之”，这种 “讲学式编撰” 使《五经正义》成为唐代科举的标准教材，实现了经学的系统传承。
宋代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 “讲学授徒”，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将 “讲学” 与 “践行” 结合。他 “每休沐日，诸生环立，请益不倦，先生倾竭告之，略无倦色”（《朱子语类》），甚至 “病中讲学不辍”，弟子记录其言论编成《朱子语类》，这种 “讲学不息” 使理学思想传遍天下，“自熹没，其学为世所宗，谓之程朱学派”（《宋史?朱熹传》）。
当代的 “讲学” 形式虽变，精神仍在。高校的 “慕课”（MOOC）让优质课程跨越地域（如北京大学《论语精读》在线课程惠及百万学习者）；社区的 “百姓讲堂” 将学问生活化（如北京西城区 “宣南文化讲堂” 讲解胡同里的历史）；网络的 “知识分享” 平台（如知乎、得到）使 “讲学” 突破时空。这些实践证明，“讲学” 仍是知识传播、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正如孔子所言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讲学的快乐古今相通。
三、闻义不能徙：道义践行的怯弱
“闻义不能徙” 的 “义”，是 “适宜”“应当”，《说文解字》“义，己之威仪也”，引申为符合道德的行为；“徙” 是 “迁移”“践行”，即 “见义而迁，如向义而行”（《周易?益卦》“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子强调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闻义不能徙” 是知义而不行，如 “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因怯弱或私利放弃道义。
孔子本人 “见义必徙”，周游列国时 “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明知推行仁道艰难，仍 “累累若丧家之狗” 而不改其志（《史记?孔子世家》）。在蒲地，“蒲人止孔子”，以 “盟而后出” 相逼，孔子 “与之盟”，但 “出郭门，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遂去卫”（《孔子家语?困誓》），认为 “要盟（强迫的盟约）非义”，毅然违背，这种 “徙义” 的果敢，展现了对道义的坚守。
“闻义不能徙” 的危害，在历史中触目惊心。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大夫赵盾，“骤谏” 灵公施暴而不听，却 “未出境而返”，既知 “谏是义” 却 “不彻底抗争”，最终灵公被杀，赵盾虽未动手，《春秋》仍书 “赵盾弑其君”，因其 “闻义不能徙”（《左传?宣公二年》）；南宋的秦桧，明知 “抗金是义” 却 “主和”，以 “莫须有” 罪名杀害岳飞，因私利放弃大义，沦为千古罪人，印证了 “徙义” 的重要性 —— 义是行为的底线，失守则沦为不义。
“闻义能徙” 的典范，首推子路。他 “好勇力，志伉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却在孔子教导下领悟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在卫国 “蒯聩之乱” 中，子路本已逃离，却因 “食其食者不避其难” 返回，战斗中 “冠缨绝”，仍说 “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以生命践行 “忠义”，孔子闻之 “哭之恸”，说 “自吾有由，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汉代的苏武，“闻义能徙” 于匈奴十九年。他奉命出使匈奴，因 “虞常谋反” 受牵连，单于 “欲降之”，以 “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 相逼，苏武 “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又 “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苏武 “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汉书?苏武传》），始终坚守 “忠君爱国” 之义，这种 “徙义” 的坚韧，使他成为 “民族气节” 的象征。
宋代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是 “闻义能徙” 的绝唱。元军南下时，他 “毁家纾难”，组织义军抗元，兵败被俘后，元世祖 “以宰相相许” 劝降，文天祥答 “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宋史?文天祥传》），在狱中写下《正气歌》，列举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等坚守道义的例子，最终 “临刑殊从容”，践行了 “舍生取义” 的誓言。
当代的 “闻义能徙”，表现为平凡人的勇敢：消防员 “逆行火场” 救人（如四川凉山森林火灾中牺牲的消防员），是 “勇义”；医生 “驰援疫区” 抗疫（如钟南山 84 岁奔赴武汉），是 “医义”；普通人 “见义勇为”（如杭州 “最美妈妈” 吴菊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是 “侠义”。这些行为证明，“徙义” 不必惊天动地，只需在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正如孟子所言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道义的价值超越生命。
四、不善不能改：过错修正的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