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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8日，江西省上饶市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女子租了个房，退房时房东拿着探照灯一点一点的检查房屋的损坏情况，并找出了16个损坏点，要求赔偿1万多元损失，这个被网友们称为“提灯定损”，成为轰动一时的舆论事件。
其实在945年之前，在苏轼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官方的称呼叫“乌台诗案”，如果用江西的事件名则可以叫“提灯找茬”。
苏轼在密州干得很辛苦，并且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跟实权派硬刚，虽然有理有节，但到了考核晋升的时候，吕惠卿等人还是对苏轼下了手，对其业务工作“找茬”。
支持者：苏轼两年在密州消灭蝗虫工作做得不错，密州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苏轼理应得到嘉奖。
反对派：苏轼在密州的两年期间一点也不忙，看看他的行为轨迹，这两年几乎都在游山玩水，写了200多首诗词，如果他将写诗写词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那才是好官员。
证据如下：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你看，在忙着打猎吧？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你看，在喝酒寻欢吧？
你再看看司农寺，邓绾、曾布、蔡确，哪个不是忙得跟个狗似的，天天加班赶材料，制定政策抓督察，不到三更不下班，哪有闲情逸致写诗作乐？
考核结论：苏轼工作能力一般，成绩一般，密州任期届满，到徐州继续锻炼。
表面上考核的是苏轼的业务能力，实际上考核的是人情世故。对自己看得上的，搞灯下黑；对自己看不上的，搞“提灯找茬”，寻机报复。表面上冠冕堂皇，私底下污秽不堪，这就是吕惠卿、邓绾、曾布等人的常规套路。
1077年，熙宁十年，苏轼调往徐州。刚到徐州，就突遇百年一遇大洪水，苏轼身为父母官，身先士卒，吃住在抗洪一线，组织当地驻军严防死守，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宋史》：“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1079年，熙宁十二年，苏轼徐州任期届满，调任湖州继续锻炼。
工作调令下达后，按照惯例，地方官员要上书朝廷表示感谢。
苏轼在地方辛辛苦苦干了4年，一直都是原地踏步，任职的地方也都是穷苦之地，心中不免有所怨恨。
于是在其《湖州谢上表》上发起了牢骚：“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简单地讲就是说我苏轼愚钝不适合新形势了，难以跟得上现在领导提拔的年轻人节奏；考虑到我年纪大了但还算本分，或许能治理一些小地方。
这一年，苏轼42岁。
邓绾、曾布、蔡确等人的快速晋升，确实给了苏轼极大的打击。虽然多年以后，邓绾被赵顼视为“佞人”（《宋史》：“帝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帝知其佞，令提举官酌市价以闻”），蔡确、曾布分别位列《宋史》奸臣排行榜列第1名、第5名。
但在当时，邓绾等人在赵顼眼中是工作任劳任怨、加班加点，优秀员工的典型代表。苏轼就是个爱发牢骚、自以为是、爱钻牛角尖的书呆子。
其实，苏轼在当时还是没有搞懂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道理。
也就是说：是苏轼工作认真成绩显著然后获得领导青睐晋升提拔呢？还是领导青睐苏轼然后给你机会给你平台让你出成绩然后晋升提拔呢？
恐怕大多数是后者。
所以，苏轼要明白一个道理：在职业的初期，大部分选人阶段的职数还是比较充裕的，所以此时只要认真干活晋升还不是很难的。但从选人到京官，职数委实有限，竞争就激烈起来，此时光靠能力就不行了，能力越强越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要想突围而出，实现阶层跨越，必须丢掉知识分子的所谓气节，投入吕惠卿、邓绾等权力派的麾下，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满足其多方面的私欲需求，之后的晋升才能水到渠成。
苏轼不懂其中门道，吃苦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