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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轼还不知道的是，谢景温的密奏时间节点的选择是有讲究的。
这个时候朝中刚好空出了谏官的位子。
谏官在古代是十分重要的岗位，不但位高权重，还有直接向皇帝上折子举报的权力，并且就算事后查实情况不准确也不需要承担责任。
这么重要的岗位，大家都盯着。
翰林学士范镇和司马光都在积极推荐苏轼（《宋史》：“（范镇）举苏轼谏官，御史谢景温奏罢之”）。
在年度考核时，苏轼本来也是排在第一（毕沅《续资治通鉴》：“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五”）。
苏轼如果担任了谏官，必定千方百计挑新法的刺，这个是变法派所不能容忍的。
谢景温知道这是他建功立业的好时机，苏轼反正没有雄厚的背景和关系，又得罪了领导，把苏轼拿下，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参知政事王安石的视角：
谢景温要向赵顼提交苏轼黑材料的事情小王应该是知道的，至少也是默许的。
1070年，正式变法的关键时期，朝中反对力量太大，如果再让苏轼做了谏官，天天盯着变法批评，小王也吃不消。
小王知道苏轼是难得的人才，但为了变法大业，只能牺牲掉苏轼，这是政治，没有办法。
小王的脑袋里想得全是变法的事情，他知道变法如同煮羹，需要不断添柴拱火，才能一鼓作气成功。如果烧一会再加点冷水，然后再烧一会儿，那羹永远也烧不熟的（毕沅《续资治通鉴》：“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时也”）。
小王也知道谢景温、吕惠卿、曾布等人才干和能力不如苏轼，但他们贵在忠心，能够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
因此，虽然苏轼能干，在考核上民意度高，但最终公布结果时还是将其拿下，让叶祖洽捡了个漏（毕沅《续资治通鉴》：“帝令陈升之面读均等策，擢祖洽为第一”）。
苏轼心里很不爽，马上找主要领导反映情况（毕沅《续资治通鉴》：“苏轼谓：‘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乃拟进士第一篇献之”）。
现在很多人称赞苏轼说其格局高远，不计名利，将生活和工作上的“失意”活成“诗意”的人生态度。
其实是非常不符合当时的历史镜像的。
年轻的苏轼遇到打压报复还是很有情绪的。
这也是人之常情。
赵顼将苏轼的奏折给小王看，小王认为苏轼所学不正，所以歪理邪说很多，这次考核又受了委屈，情绪有点失控，更说明其不堪重任（毕沅《续资治通鉴》：“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数请黜之”）。
事后，吏部、审官院、流内铨也多次找苏轼谈话，让其不要因为考核的事情有心理负担，要有格局情怀，多找找自己身上的毛病，对个人得失不要斤斤计较。
当然，打压和压制还是在继续，直到谢景温出手。
在家等待的日子是最难熬的，虽然坚信自己没罪，但政治的险恶还是让33岁的苏轼胆战心惊。
10月28日他在给侄子的信中深深感到了“孤危”（苏轼《临政精敏帖》：“轼自到阙二年，以论事方拙，大忤权贵，近令南床捃摭弹劾，寻下诸路，体谅皆虚，必且已矣。然孤危可知”）。
12月，朝廷下诏，免去苏轼开封府推官一职。
此时调查结果还没出来。
其实调查结果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苏轼因为被举报，处于调查期间，谏官的岗位是无论如何也不合适的了。
苏轼，就这样被错过了。
半年之后，调查结果姗姗到来，苏轼贩卖私盐之事经调查没有实据，不予追究。
1071年，熙宁四年，苏轼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类似于现在的副市长，差不多六品），开始远离中央决策圈。
他将开始另外别样生活，然而一个更大的阴谋也在等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