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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河沟村是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庄。背靠连绵的黄土丘陵地，面临黄河的支流河。解放初期，当我国的干线铁路线之一L线尚未动工前，伊河沟村就安然地被环抱在这两道天然的屏障中。靠近支流河的耕地肥沃而平坦，当地人称之为（河）滩地，你若是问一个扛着锄头的老伯：“你去哪儿嘞？”他会说：“我去滩里嘞”。丘陵上也有可以耕作的土地，大家称之为“坡地”，但地块大小零碎散乱，不宜耕种浇灌。当年村大队分土地，往往大家宁肯要二分的滩地，也不愿意要一亩的坡地。久而久之坡地也就被撂荒了。后来铁路修进来了，银色的铁轨与支流河平行着蜿蜒向远方延伸。再后来，乡道也贴着铁路的走势通车了。无奈大队批新的宅基地只得往崎岖的丘陵方向推进，而无法向更宜居的滩地延伸盖房了。夹在丘陵和铁路之间的伊河沟村，渐渐地发展成了为数不多的狭窄带状村落。并且由于村子并非这些交通线路的汇聚处，也非火车的停靠站点，基础设施的存在无法给当地村民的经济发展带来丝毫便利。很多年后，村民们才后知后觉，这铁路恰如一把刀斧，永久劈断了伊河沟村向外辐射发展扩张的可能性。此后任何能够发展当地经济的区域规划政策，都无一例外的选择性遗忘了这个狭长的村庄。
火车每天疾驰而过，不过是给寂静的山村带来一些巨大的声响罢了。村里人像对待空气一般早已对这个庞大的过客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即使是生活在铁路旁的村民，也顺从着从未埋怨过火车聒噪的鸣笛声和给自家房屋带来的震颤。三十年前，当桶装泡面和夹心饼干对农村人尚属于轻奢食品时，村里没有收入来源的孤寡残障中老年人约莫着火车快到了，就会不约而同地守在铁路两边的护道旁（村里人也称之为“洋路坑”），耐心地等着捡拾来往的火车乘客从车窗扔下来的稀罕物。有时是没吃几口的水果或桶装泡面，有时是带点儿饼干或者面包屑的包装袋，运气好的话，还会捡到一两件像样的衣服或者一两本过季的报刊杂志。我的大伯就是这些去路基边坡上觅“宝”的人之一，也是最风雨无阻的那一个。
大伯名叫西奇，是我奶奶的第一个孩子，原本作为长子的他会是最受奶奶器重和期待的孩子，不幸大伯因为十几岁在砖厂上工时被混混欺负打折了腿，失去了劳动能力，从此他成为了奶奶心中最无用最嫌弃的孩子。从我幼年记事起，大伯就是佝偻着背一拐一拐走路的样子，显得他本就不高且瘦弱的身材更加渺小，而使他本人再不具有成年男子该有的攻击力和杀伤性。大约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男子气概，又或许是那个年代的审美使然，大伯终年不变地留着一副浓密的八字胡，如果他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这倔强的八字胡的确使他平添了几分不易欺辱的气派，但也使他年纪轻轻就显得过分老成。我记事起，大伯也就三十出头，残障的身体使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显得过于迟缓，不似其他身躯健壮的中年人行动凛凛生风，在我心里，大伯是和奶奶一般老的人了。奶奶活着的时候，大伯和奶奶一起生活在老院子里，奶奶帮他洗衣服做饭。由于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他每天只能靠出去捡垃圾卖垃圾补贴家用。除此之外的闲暇时间，大伯不是捧着报纸就是抱着一台信号不足的破旧收音机听广播。也许是他天生热爱学习，无暇把时间浪费在与人飞短流长上，抑或是知道自己身份低插不上话，大伯几乎从不主动凑到人堆里听闲话，传闲话。他默然走在村里的路上，低头翻寻着有价值的垃圾。即使是认识他的人，也不会在偶遇他时主动和他搭腔说两句话，因为和大伯这样微不足道的弱势群体热络，在外人看来是很“丢面儿”的事情。如果碰巧需要和大家聚在一起投票决定一些关系每户厉害的大事，他也总是会知趣地坐到最角落的地方，手抄在袖口里，背对着人群，垂着脑袋，微闭着眼睛，若有所思。此时不会有人来打扰他，征求他的意见，即使所论也和他有关。在大家的眼里，大伯只具有统计学上象征人口的数字意义，而不具备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