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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资格入孔庙从祀，往往需要一番争论，斟酌再三，多方博弈。
关键这个人还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人，他就是心学王阳明。
王阳明死后，冒出来许许多多王阳明的弟子，天下靠王阳明吃饭的人多了，其实后世，依靠贩卖王阳明故事混口饭吃的依然大有人在。
于是，关于王阳明能否从祀孔庙的问题，表明上来看是关于王阳明在儒学界地位影响的问题，暗地里也变成了事关许多人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王阳明尊贵了，阳明弟子才跟着尊贵，王阳明进入孔庙了，阳明心学才能真正成为“显学”。
起初，孔庙中虽有配享之人，但未成体系。
到了唐朝，在唐太宗的诏令安排下，孔庙的从祀制度，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完善。
原先配享孔庙，得以受祭祀的，只有颜回等孔子的亲传弟子。
而唐太宗把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的牌位奉入孔庙，一下子扩大了从祀的范围，也意味着，与孔子一起接受祭祀，不再是其亲传弟子的专利。
凡是对儒家思想有贡献者，死后，都有成为“先贤”、被后世朝拜的资格。
尔后历朝历代，孔庙从祀的名单都有所增补变化。
其中王安石算是比较倒霉的，他曾短暂地获得“配享”资格，在孔庙中地位仅次于颜回与孟子，但旋即被撤出。
而到了南宋，程朱理学的几位代表人物朱熹、二程兄弟、张载、周敦颐这“五子”，也都陆续进入了从祀名单。
这样安排，无疑证明了程朱理学在当时的崇高地位。
宋朝的理学家们都入了孔庙，明朝的理学家们当然也要紧随其后。
隆庆年间，明初的大儒薛瑄被奉入孔庙，而到了现在，又有一部分言官提出，应该再次更新从祀名单，而变动的原因，就是希望从祀名单里增加王阳明。
这个薛瑄是什么人？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河东河津人，明代着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
薛瑄为永乐十九年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天顺八年去世，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
隆庆五年在高拱支持下，从祀孔庙。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
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
一个学说和王阳明抗衡的人已经早几年就入享孔庙，没理由创立心学的王阳明就不能。
这三个指标，成为后世衡量成就的标准。
首先说这三大标准中要求最低的“立言”，说白了就是得着书立说，作出一定的理论研究，如果入孔庙从祀，那必须对儒学思想有突出的贡献。
这一点，王阳明做到了。
他的心学理论，上承宋朝陆九渊，在程朱理学之外别开生面，是明代思想史中绕不过去的重要内容。
他广收弟子，即便在死后，其学术思想也能由他的弟子们继续发扬光大。
直到晚明，心学思想依然有不小的影响力。
虽然一直有人说王阳明的心学源自佛家，但究其根本，王阳明心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借鉴了一些佛家和道家思想，但其思想本质属于儒家思想。
再来说“立功”，王阳明的功劳，那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平定宁王叛乱。
在嘉靖朝时，王阳明甚至得封伯爵，而后继续发挥余热，总督两广，多次平定当地的叛乱。
而最后就是“立德”一项，如果按照“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要求有点过高了，只有尧舜禹汤那种传说中的君主才能达到。
不过，仅从字面意思来看，论品德，王阳明也做的相当不错。
他立身极正，修身齐家，私德方面，几乎无可指摘。
为官清廉，造福一方，公德也可以打满分。
即便是最擅长挖人隐私的明代八卦作者们，所能找出的争议之处，也只有一点，他怕老婆。
由此看来，王阳明功勋卓着，品德无亏，还成一家之言，这水平，孔庙从祀应该理所当然才是。
但朝野上下，有关王阳明是否可以孔庙从祀，争议依旧很大，主要就集中在这个“立言”上了。
王阳明的心学，甫一出现，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当然，鉴于程朱理学的权威性与影响力，王阳明不敢直接指斥朱熹说的不对，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他认为朱熹的思想在晚年有了转变，而这个转变的趋势，就是更加倾向于心学的方向。
他以自己的理解，对朱熹的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并且宣称，你们对朱熹的理解都有错，我才是对的。
他耍这点小聪明，是在既不得罪朱熹，不背负“毁谤圣贤”的骂名，又能继续推行自己的学说，也可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但是，再怎么打擦边球，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永远是分歧极大，怎么也搞不到一起去。
由此，程朱理学的信徒自然是不待见“歪曲”理学的人，反对王阳明从祀就很好理解了。
只不过到现在，这种争议还没有真正进入朝堂，也就是还没有大臣上奏。
但私底下，争议不断。
而此时的张居正，自然以为魏广德是站在心学一边。
不管怎么说，心学的大本营就在江西庐山白鹿书院，魏广德家就在九江，自然和心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才对。
不让孔尚贤到京，难道是怕理学的人联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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