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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治又说道。
之前他们虽然曾经讲到洪泽湖，可毕竟现在湖面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并不会因此引发大患。
但是按照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以后，为了保证冲刷黄河的水量，必须不断增加洪泽湖水量，那就是建造更高的大坝蓄水。
“从朝廷的治水逻辑上看，要实现保障漕运的目标，遇到水患时，优先要保证黄河以北、淮河以南地区的安全，而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必将首当其冲，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徐州、淮安、凤阳、泗州等地必然经年累月深受洪涝危害。”
在说到凤阳和泗州的时候，江治就加重了语气。
他这也是在提醒魏广德，此法真要实行的话，皇陵的安危可就真的没法保证了。
“祖陵水患为第一义，次之运道，又次之民生。”
魏广德这时候说道。
这话其实也不是他说的，而是洪泽湖从弘治年间形成后，朝廷就形成的攻势。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大明朝廷，其实就已经意识到洪泽湖形成可能的危害。
当然，那时候修堰坝的目的不是蓄水刷黄，而是蓄水保漕运。
在运河缺水的时候，用洪泽湖蓄水补充漕运河道的水量。
而直接影响是黄河夺淮后无处宣泄，倒灌泗州城。
而为了确保城北祖陵的安全，泗州城的百姓屡屡遭殃，这座古城最终也没有躲过沉于洪泽湖底的命运。
对此，泗州人并非没有反抗过。
原本历史上，泗州进士、原湖广参议常三省曾上疏，坚决要求改变潘季驯修筑高家堰的做法，认为这将导致泗州城遭到水患的毁灭性打击。
为了驳倒常三省，潘季驯并没有从技术角度去讨论，而是将常三省的言论上纲上线。
他写道：“今陛下且俯纳科臣之言，用石甃砌，以为亿万无疆之计矣。三省等遽欲毁之，忍乎哉”
让万历皇帝认为反对意见针对的是皇帝本人。
潘季驯为了说明其治河方法的合理性，甚至把“黄淮合流”奉为维护祖陵风水的根基，“黄淮合流入海，为水会天心，万水朝宗，真万世帝王风水”。
在后世的一些科普读物和人物传记中，为了追求所谓文字的冲击力，有意淡化历史的复杂性，直接采纳了黄河在两百多年间再无大患的说法。
甚至有的所谓科普作品，刻意制造出潘季驯和他的论敌之间非黑即白的对立效果，把批评的声音归因“拘泥于成见”，把常三省等反对者描绘为丑陋的敌人。
描述潘季驯束水攻沙理论时，用的词是“石破天惊”，谈及反对者，用的则是“上纲上线的围剿”。
这也就形成了一开始魏广德听到“束水攻沙法”后好感大增，打心底里认为此法或可解决黄河水患的原因。
但是，经过这几次和江治的讨论，从工部中官员口中知道治黄的复杂性后，才逐渐从美梦中苏醒过来。
貌似，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不仅不是治理黄河的良药，反而是一剂毒药。
至于后来满清为什么还是坚持使用潘季驯治水之法，或许也是因为他们被潘季驯颠覆性理论折服，以为凭此可以解决越发麻烦的黄河水患。
毕竟，大明是从万历时期开始使用此法治水，开始两年确实效果显着。
但是到了万历中后期，黄河水患愈发频繁后，直到明亡，或许在清朝皇帝眼里，这就是上天对明朝的警示，预示着他们必将灭亡，而会被满清所取代。
所以，明朝末年黄河水患并非束水攻沙法无效，而是上天的警示。
明朝不行，换成大清朝就必定无事了。
只是想法很好，但实际上最后证明还是错误的。
一八五五年，黄河再次北徙，在河南铜瓦厢决口，结束了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局面，改由山东入海，清口枢纽从历史的洪流中骤然退场。
后世的清口枢纽，只留下了零零散散的遗址，让人们很难想象当年三河交汇的盛大场景。
大坝上，两旁种满植被，耳畔没有了黄河的波涛怒吼，取而代之的是不时传来的鸟鸣。
潘季驯等人前赴后继加高的高家堰，也就是洪泽湖大堤，在摄影师们的镜头里，一侧是安静的洪泽湖水，另一半是郁郁葱葱的堤坝。
“如果，把保运从治水中摘出来，工部可有办法治理黄河”
魏广德仔细思索一番，衡量利益得失后，终于还是下定了一个决心，那就是要做好和保运派恶斗一场的打算。
黄河已经很麻烦了，其中还交织着保皇陵，保运河的重任，却把保民生放到最后一位，他打心底里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既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可能酿出更大的麻烦，那就釜底抽薪，把保运先摘出去，只考虑保皇陵和保民生。
至于大运河，魏广德打算强硬推动海运接替河运，正好利用此次俞大猷万里征伐之事，可让大明朝廷接受，海运是安全的。
开玩笑，上万大军不远万里跨海作战，已经足够说明大明海船的安全性。
再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弄点到京城来
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魏广德脑海里。
这帮夷人，可是不远十数万里跑到大明来做生意，让他们好好冲击下大明官员的观念也是好的。
说来好笑，虽然从弘治、正德朝开始，大明朝廷就已经知道了沿海有夷人商人出没，但是却因为不知他们国家所在，所以一直没有接受他们的朝贡。
对，在西方人眼里的外交，到大明这里就要变成朝贡，以藩国使者的身份朝贡大明皇帝。
而不是西方人熟悉的，国与国之间对等的交流。
现在大明，原来顽固的禁海派因为事实上海关的开设，已经偃旗息鼓，甚至积极参与其中，图海贸之利。
但是，他们赚钱的法子依旧是以把大明货物外运赚钱。
而南北货物流通，自始至终都是依靠大运河的运输能力。
其中，自然是保运派为了利益，极力禁止海船北运有关。
实际上，并非没有南方货物北运的情况，只不过这种行为多是以“走私”方式进行，数量也非常少，达不到规模效应。
魏广德在知道黄河治水的大麻烦后，干脆舍弃河运，全力推动海运。
不过，在此以前，他必须得到工部的明确保证，那就是在不顾河运的前提下，能够成功治理黄河水患。
若是不能做到，强推海运势必将遭到无法想象的巨大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