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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车厢里的灯光弄醒了。
「下一站是洛杉矶。」驾驶员宣布。
巴士很快地驶入一幢建筑。司机要大家下车：
「我们就开到这里了。」
我走进空荡荡的候车室。有些人全身摊在长板凳上，我取了行李袋走到外面。街道两旁排列着大大小小的纸板箱和各种颜色的小防水布，街上没有像芝加哥那样的车流，也没有像纽约的高楼大厦。我口袋里只剩三块钱。感谢上帝，我已来到旅程终点，同时也到了月底，12月份的生活津贴应该已在圣帕特罗等着我。可是在这个尴尬时间，没有巴士开出。我瞥见终点站对街有一块闪着「旅馆」字眼的霓虹招牌，就走了进去。
「单人床两元，共享床一元。」柜台服务员说。我付了一元，他给了我一张毛毯、一个枕头、一条毛巾和一小片肥皂。「二楼左手边第二间。」他说：「浴室在走廊尽头。等你走的时候，把毛毯、枕头和毛巾留在床上。」
「有钥匙吗？」
「什么钥匙？」
「房间的。」
「没钥匙。门没锁，已经有人在里面了。」
就在我推开房门的瞬间，旧家具的霉味、食物的馊味、尿味和体臭扑鼻而来。百叶窗被拉下来遮住窗外闪烁的霓虹灯，但我能看清室内的一切。它空荡荡的，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张双人床。床的一边有一堆隆起的东西，从一头伸出一只靴子；另一头是一张胡须脸，正配合隆起物上下起伏的节奏打着鼾。这就是我的同床伙伴。
我和衣爬上床，头枕着旅行袋，用枕头盖住脸，虽然有股霉味，但总比回涌的酒气好得多。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床伴还以相同的姿势躺卧着。他会不会死了？我迫不及待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依照旅馆服务员的指示，在附近找到「红色列车」。那不是火车，而是电车。我上了其中一辆有「圣帕特罗」标志的电车。
圣派罗是电车路线的终点，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邮局，找到海因斯先生所描述的、标示着「邮件存局候领处」的窗口。我应该会有两封邮件，一件是海因斯先生寄来的每月生活津贴，另一件是在纽约遇到的那个中国人向我「借」的钱。唉！结果我落空了。
「星期一再来看看。」办事员一定注意到我的失望。
今天才星期五啊！我口袋里只剩一块钱了。就算能找到像在洛杉矶那样的旅馆，我要上那儿去找能支付住宿三个晚上的房钱？青年会就在邮局隔壁，我揣着一块钱，决定在附近转转，也许能找到一张长板凳或一个硬纸板箱。来到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三部片子，我走向售票窗口。
「一张票多少钱？」
「五十分。」
「可以看三部影片？」
「其实今天可以看六部。我们半夜会换三部片子。」
我注意到其中一部片子是由罗讷德‧李根和朗达‧弗莱明主演的。葆琦舅舅说过：那部片子里的男孩，是他从上海来的朋友的儿子。他们要我去拜访张先生夫妇。舅舅还说：「他们是上海的古董商，来这里卖他的战利品，是一座象牙塔。共产党接管了上海，所以被困在这里。他们认识很多电影明星，说不定可以给你介绍几个。」
关系，关系，中国的第一黄金律。糟的是我不是电影明星的仰慕者，要是雷诺在这里就好了。
起码电影院里是温暖的，而且还有地方可坐。我给了她最后的一块钱，她找我五十分。进了电影院，里面空荡荡的，座椅比前一晚旅馆里的床要舒服多了，耳边也没有鼾声，洗手间也比灰狗巴士站里的干净。才看完第一部影片，我就沉沉入睡。
走出电影院已是星期六，我还是得找个地方睡两夜，于是走进了青年会。里面有餐厅、枱球室和一间公共电视房。或许今晚能在电视房里过夜。我走到柜台前询问价钱。
「你要现在入住吗？」服务员问。
「我要到星期一才拿得到薪水支票。」我说。
「现在不用付款，退房时再付就好了。」
为什么海因斯先生不告诉我这些？也免得我要窝在电影院里8个小时！
等我退房时再付账？难道他们不提防我没付钱就开溜？这倒提醒了我曾在台北的美国领事馆发誓绝不会加入共党。他们怎么知道我的誓言是真是假？
在中国，我们被教会绝不可相信陌生人，尤其涉及到金钱。
服务员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后，我想我应该用超乎惯用的谢词来表达感激。
「你们外面的止水阀坏了。」
「那里？」
我指着外面。
「哦，那是洒水器。」
洒水器？干
什么用的？
青年会位于一条山脊的制高点，可以远眺渔港，那正是我来此的目的。我走过去查看，只见沿着码头系泊的船艇，和上海的十分相像，只是没那么多。我们是三、四条船系成一排。两个地方连气味都一样，我的胃开始咕噜噜叫了起来。想起在上海第一次看到那些彷佛从故事书里跳出来的船，和这里的有些不同，它没给我家的感觉。我很快意识到，它缺少一些人性的接触。人群各自回家后，整个港口看起来一片死寂，不像上海的复兴岛，滨水区从早到晚都是生气蓬勃的。中、两美国的船员总是待在船上。在海上，船是我们的工作场域；在港里，船就是我们的家。
我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了出来，找到一点零钱，走到几个街区外的杂货店。店里什么都有，但我只能买得起一块面包。很好，它能撑两天。
星期一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山下的邮局。果然有一封信在邮件存取处等着我，正是海因斯先生寄来生活费，却没有在纽约餐馆遇到的那个中国人寄来的信。记得蒋博士告诉我们的：
「你们收到的月薪是来自美国的纳税人，刚好够你们支付在美国的开销，一个子儿都不要带回来。」
谁是美国人民？那个中国人是美国人吗？我随即想起妈说过：「你要借钱给别人时，必须要心存帮助他的念头，别指望他会还你。」
我本该去见渔民合作协会秘书约翰‧瑞尔的。渔民合作协会是由圣帕特罗的船东所组成的。但我没见到约翰‧瑞尔，却见到了理事长。从他的名字第一个字母Z和字尾CH，我判断他是个斯拉夫人。
「你来得正是时候。」理事长说：「过去这两星期我们在罢工。罢工一结束，我就会带你去我们的船上。」
「罢工？」我听过这名词，但从没见识过。
「把我们的船吊起来。」他解释道。
「你们的船不是自己的吗？」
「是啊。」
「那你们罢工是针对谁呢？」
「罐头工厂。」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是在约翰‧史坦贝克的小说《罐头工厂一条街》[1]。虽然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完，却从来没有把罐头工厂和沙丁鱼联想在一起。现在我终于知道，沙丁鱼是被制成罐头的，不是当鲜鱼送到市场去卖的。
「为什么针对罐头工厂？」
「为了价格。他们每吨只付50元，」他说：「我们要求60元。」
「如果我们在台湾罢工，就算没被枪毙，也会被关进牢里。」
「有时，他们也会这么做。这就是我们的男孩没有一个加入国民警卫队的原因。」
「国民警卫队跟罢工有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