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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方的生活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穿制服这件事了。除了颜色不同，看起来就跟军人穿的一样。但是我很快地发现，一旦穿上了制服，我立刻变成大群体中的一个绿色小单元，我再也不是大写字母的I。我(i)排在队伍里、我(i)参加集合、我(i)背诵国民党员行动守则、我(i)唱国歌、我(i)跟随群众、我(I)讨厌制服！
「唱不同的声部，像男高音或男低音。」哥建议：「这样，你就不用跟着大伙儿一起唱了。」
不只是制服，这里的校园生活就像在军营里。军号控制了我们的每一个动作，包括一大早，急促的军号声催我们起床、在旗杆下集合点名、进教室、进食堂，直到就寝，不同的音调各代表不同的行动。
寄宿学校的伙食，以米饭和水煮青菜为主。有些乡下人每月一次献祭祖先和灶神，我们每月吃一次肉，所以叫它「打牙祭」。由于长期素食，肠胃不适应油水和肥肉，会直接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推送到肠子。那一整夜，公厕外又会大排长龙，只为了清理日间吃下肚的油脂。
不像澳门的学校，一周只上课五天半；汉民中学一周上课六天，只有星期天放假。我们获准在升旗后离校，但必须在傍晚赶回来参加降旗和晚点名。泰德和我花一小时穿过稻田，去妈妈任教的学校，那也正是一年里农民在田里焚烧稻草的季节。这是必需的吗？还是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仪式？或只是为了去除枯死的稻杆？我很震惊地发现所有的农民都是文盲，连大多数的城市居民也都不会读写，这使得像汉民中学就像仅有的一小撮文化孤岛，让中学生也跻身知识分子的行列。
焚烧稻草的烟熏得我一路咳嗽着回到城里。双脚才踏上铺砌路面的街道，清清喉咙，吐出了点什么…
「站住！」
如雷的一声斥喝响起，几秒钟后，离城五公里的汉民中学校长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面前。他撕掉我胸前的名牌和衣领上的徽章，针对吐痰的劣行，给了我一顿训斥。
「立正站好，直到你吐的痰完全干了，然后拣起来，明天早上带到办公室来给我。」
下达命令后，他就离开了。我正困惑要怎么拣起湿嗒嗒的痰把它弄干时，校长又出现了，这回有一名警员跟他一起来。
「我发现本校这名学生在你们的街道上吐痰，」他对警员说：「我要他守在这里等痰干，你能监视他吗？」
「没问题。」警员微笑着设法安抚这名盛怒的知识分子。
他记下警员的姓名和徽章上的号码后就走了。就在我试图想出说服警员让我离开的办法时，他看起來若有所失。
「你瞧，这么潮湿的天气，这口痰要多久才能干？」我说：「与其让你站在这里陪我，还不如我现在就把它捡起来拿回去弄干。我保证，明天会把它带到学校给我们校长。」
他想了一会儿对我说：「去把它捡起来吧。」
抗战进入第四年，日军在各条战线上取得进展，沿海城市纷纷落入敌军手中，桂林成为华南最后的防线，就像汉口沦陷前的时刻，也成为日军每天轰炸的目标。日子还是要照常过下去。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城里所有的工作都得停止，学校立刻疏散，民众紧急钻进防空洞。汉民中学的每个班级自成一个单位，各有与其它建筑隔开的房舍，在穿山里也有属于自己的防空洞。在市区被轰炸的同时，我们在这些防空洞里照常上课，还听得到炸弹爆炸的声音，所以一下课，大家都冲到山洞口，看着硝烟从市区升起。
除了学科，还有农业和军事课程。另外，每天有一小时在分配给我们的田地上种植粮食，每周还有一小时军事操练。除了刺刀、一把手枪和一支来复枪，我们的教练团上尉并没留给我多少印象，我也从来没跟他们有过接触。有一天，我看见一只老鹰栖息在山脊上的一棵树顶。
「来复枪能打到那么远的目标吗？」我向团上尉挑战。
「可以，但我没把握能完全命中。」他说。
「能试试吗？」
他接受了我的挑战。
来复枪没产生多少声响，但子弹迅速穿过空气，并从山壁弹回来的声响，停留在我耳中久久不散。这是除了BB枪，我第一次听到真正枪击的声音，跟电影里的枪战完全不同，引发了我对战场前线的想象：当成千上百支枪同时射击，又会发出什么样的声响？
毕竟战事离桂林还远，我们对战争最接近的体验是有天早上升旗的时候，有两架日本军机从穿山方向飞过来扫射，低飞掠过我们的头顶时，连机翼上的徽章和飞行员都清晰可见。几分钟后，我们听见了爆炸声。
此外，校园生活比起香港和澳门的街道，要单调无聊得多。所有的活动，包括参加音乐会这样的课外活动，都必须集体进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京剧，也是第一次看见二胡——一种绷着两条弦搁在膝上拉奏的提琴，是用工、尺、合、乂…等汉字记谱的音乐，而不是记在水平线上的音符。
为了自我充实，我加入一个读书会，这为我的生活带来了些许变化。我第一次读到鲁迅和老舍的作品，不同于以前读过的莎士比亚、双城记中译本，他们十分接地气，我可以从作品中的人物辨认出自我，能够听到角色的言谈声音。
我以为我们在桂林定居了，但仅仅三个月，日本人对所有环太平洋的西方殖民地主要城市，包括马尼拉、香港、新加坡、马六甲…以及珍珠港发动攻击。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这是1941年冬天。父亲在海防，姊姊在香港，很多来自东南亚的学生，因经济来源完全被切断而陷入困境。好在妈妈在桂林还有工作。
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一位重庆来的简姓官员出现在校园里。他告诉我们：政府设立了三所学校，用来收容所有来自海外、身陷困境的学生，一所在靠近缅甸边境的越南、一所在大部份学生的祖居地广东、一所在四川的战时首都重庆附近。他是来带我们去四川的第二华侨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