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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也是中国人啊。」
「所以，民主的真谛是由谁来统治，而不是人民如何被统治？」我试图把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带入讨论。
「你这是什么意思？」妈问我。
「我们寜愿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也不愿住租来的房子；即便拥有自己的房子花费较贵，而且不见得比较舒服。」
「是可以这么说。」
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有着各种肤色的人种，苍白的、棕褐的、黝黑的，衣服的款式五花八门，正式套装、长衫、短裙、开襟毛衣、露背吊带衫，也有把身体裹得紧紧的中式长袍。头上戴的，从英国淑女的华贵礼帽，到锡克警察的头巾，和中国苦力头上的草帽。街上可见各式各样的制服，白的、黑的、棕的、红的。这一切，让我感觉像漫步在嘉年华会中，却对四周的人，包括中国人在内所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父亲在华南出生、成长，他曾告诉我：「没人听得懂南方人说的中国话。如果你在香港迷路，就找个有一张中国脸的警察，他们会说山东话。」
「你不是说香港都是广东人吗？」
「那是殖民者统治殖民地的方法。他们知道无法要被统治者去射杀自己的同胞，于是引进锡克人、廓尔克人和山东人来香港当警察。」
「没有英国人吗？」
「哦，没有。不论这些警察属于那一个种族，都听命于所属的英国长官。为了避免与被统治民众之间发生不愉快的接触，英国人喜欢躲在幕后。我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统治者。任何英国所统治的地方，都会建立一个中间阶层来缓冲被统治臣民的敌意，并以特权作为奖赏，换取他们对皇室的忠诚。在香港，这些人被叫作眼线、皇家僮仆或大班。日本人也不遑多让，在他们占据的地区成立傀儡政权，像满洲国、华中行政区和华北行政区。」
这就是我所居住的中国。不管我身在何处，始终脱离不了殖民者的统治；我总是成为德国警犬、包头巾的锡克警察或戴草帽的安南人吠叫的对象。
三伯——父亲的三哥收留了我们。
妈在遇到爸爸之前就认识三伯。当年妈妈赴美深造，三伯是她唯一认识的人，但他在东岸的哈佛就读。在那个时代旅行不容易，所以他交代两个弟弟照顾我妈。泽歧三伯在旧金山接她下船，而我爸负责照顾她在密歇根的生活。
泽歧三伯是另类的「大班」，终其一生都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混在一起，并被指定为自齐伯公的继任族长。被我们称为大爷爷的自齐伯公有一长串显赫的头衔：财政部长、交通部长、陆军总长、贸易部长、教育部长及国务总理，还曾代理了11天的总统。
泽歧三伯以一位外交官的准女婿身份，赴美攻读法律学位，在哈佛和后来成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是同班同学。他的任务之一，是随时陪伴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龄参加韦斯利学院的派对。美龄后来嫁给了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回到中国后，泽歧三伯和蒋介石政府里的高官王克敏的女儿结婚。后来，王克敏变节，成了日本人的傀儡政权——北方行政区的头头。
三伯领导一家叫「中国电气」的美国公司。日本人占领中国期间，他把公司总部迁到了香港。
三伯将他位于天星码头和半岛酒店之间，也就是尖沙咀的一幢豪华公寓六个房间中的一间，分给我们居住。他家共有六口人，加上从BJ带来的五名家庭帮佣──一名厨子、一名女仆、一位管家和两个保姆，加上我们一家五口，总共有十六人！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佣人晚上到底睡在那里。我猜他们就像我们在青岛家里的一些佣人，只是在地板上打地铺。
「我们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了。」妈告诫我们：「这里的仆人不是来服侍我们的，你们要像对待三伯和伯母那样尊重他们。从现在起，我们得自己洗衣服和打扫房间。在屋里要降低声量，也不能骑马到处逛。」
整个香港没有一座花园，所以我们跑到大街上把它当游乐场，这比任何花园都有趣多了。我们在街道上溜冰，挑逗包头巾的锡克警察来追我们；玩官兵追强盗的游戏，在没有门的公共巴士跳上跳下。哥和我会用橡皮筋对着汽车射小纸球，并比赛记汽车牌照上的号码。堂兄弟们也加入我们的大街游戏。
很快的，学校开学了。妈把姊姊和哥哥送进一水之隔的维多利亚岛上的寄宿学校，三儿和我就读九龙当地的学校。这样一来，就给挤在三伯家一个房间里的我们较大的活动空间。
妈的行前教诲，并没有让我入学的第一天好过些。老师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而且每节课结束时，他都会指着我问是否听懂了。下课时，我被团团围住，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被众人盯着看，只听到嘻笑和重复的冷嘲热讽：
“Laosong-zai m-sick guang bahg wa!”
我发誓，一定要学会那只「鸟」说的话。
放学时，我和大家一样用Ng soung来称呼老师，而不是吴先生。第二天，我发现只要Ng soung不在课堂上点我的名，或我保持沉默，就不会有人叫我Laosong-zai。到了第三天，我已能理解那些鸟说的Laosong-zai就是「北方小子」；Bak Wa就是「普通话」，是指广州当地的方言。所以情况并没有那么糟。
一星期后，我在下课时跟着那群男孩一起丢石头、喊粗话。一学期结束时，我已可以讲当地的普通话，但还是摆脱不掉Laosong-zai这一绰号，只不过现在叫起来，反而有点亲切感。他们都用浑名来称呼别人，像Cheongsao-ban棺材板、Guai-zai鬼仔，意指混血儿。
我就读的培正(Piutzing)小学在半个城镇之外，所以妈买了辆单车给我。三伯的公寓在三楼，没地方放车，为了免去我扛着单车上下楼梯，妈和住在同一个街区转角处的朋友商量，让我能在他的住处寄放单车，因为那里是地面层，而且有一个院子。当我第一天推着单车到那里，他板着脸问我：
「你凭什么认为可以把你的单车放在我的地头？」
我愣住了。妈不是跟他说好了吗？我还能说什么？
「对不起，先生。」
我转身离开了。
「回来！」他叫着。
我连头也没回。
「你儿子真没幽默感，」后来这人对妈说：「他甚至不能处理一个简单的意外状况。」
我宁愿扛着单车上下两层楼梯，也不愿再去面对那个人，更不用说叫他叔叔，每次去取车还得谢谢他。
在家里，妈自己也陷入尴尬的处境。她忘了她自己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有天，邮差递给她一封注明收信人是「周太太」的信，她未加思索就把信拆开了。这是寄给三伯母的信；更糟的是，寄件人是三伯母的父亲--日本人占领下的华北行政区长官。一向被视为爱国行动派的妈，在过去住过的地方，她总尽力召集妇女从事与抗日相关的活动，诸如为战士缝制冬衣、照顾伤兵和劝导他人抵制日货。三伯母立刻抓住这个把柄，指责妈企图刺探她父亲的消息。对三伯母而言，这比中国对日宣战更严重。我们必须搬家。
妈在九龙塘找到一个住家单元，包括用餐区、烹饪区和一个封闭的小隔间。隔间的地板上有大、小两个洞，大洞用来上厕所，小洞是排洗澡水用的。这个地方真是简陋得只够维持基本生活，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家具。妈必须买一个大瓦罐，用来贮存从公共水井汲来的水；为了作饭，还买了一个烧木炭的炉子、一张用来吃饭的牌桌，以及为一家五口买了五把椅子。用餐区的上方有个阁楼，妈把它改装成全家睡在一起的大通铺。
虽然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寒酸的居住环境，我们倒觉得挺好。但对妈来说，得用她那双文明脚，辛苦地为小阁楼爬上爬下；还得蹲坑上厕所。「这就和我小时候一样，」妈说：「对我是很好的运动。」
六个月后，汉口沦陷，日本人占领了粤汉铁路，我们和父亲失去了联系。突然间，妈陷入了困境，既没有收入，又拖着四个孩子，流落在一个她不会用广东话沟通的外国殖民地。
幸好，英语救了她。
